一场绵延三年的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提出巨大挑战，具备互联网基础、数字化能力的机构和行业得以从容应对；一些传统、线下产业损失甚大惨重，被动转型。仲裁行业也不例外，传统仲裁机构面临送达受阻、开庭取消甚至无法办案的困境。

从更大层面来看，随着互联网产业发展进一步向数字经济转进，以“数字科技”、“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到来，产业数字化成为趋势，数字法院、数字政府建设方兴未艾。尽管部分仲裁机构亦主动寻求数字化转型，比如2019年长沙仲裁委上线互联网仲裁平台，2020年广州仲裁委推出中小微企业商事争议在线解决平台，2022年上海仲裁委修改仲裁规则，以电子送达、视频开庭等方式，开启数字化仲裁的大门。但同样是争议解决，得益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信息化方面顶层设计并持续发力，包括浙江全域数字法院建设等各地的探索，法院信息化建设已经推进十年有余，互联网司法成果斐然。相比之下，仲裁机构之间独立、分散，客户需求多样，仲裁行业领导者认知不一，仲裁机构无论在回应疫情下的仲裁需求，还是对于数字化发展的改革，都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互联网有一条基本的规律，互联网面向大众，满足标准化、高频发生的需求，从易到难，不断迭代。仲裁服务正好相反，仲裁，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仲裁机构，主要以受理高端、疑难案件为主要模式，与互联网的发展呈现不同的规律，对数字化的需求较低。而数字化很难一开始就解决疑难问题，更擅长解决以往仲裁机构不太看得上的小额、多笔、频发的争议。

其次，现阶段法院面临案多人少压力，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解纷分流方面，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难点，法院无法回避简单类案多、收案数量高的问题，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和成本解决此类问题。这本是仲裁数字化的巨大机遇，一旦司法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完成并具备大规模收案能力，实现争议解决的“按需供给”，能快速解决类案，仲裁的这个机会就会丧失。对仲裁的数字化转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疑难、复杂案件毕竟是少数，技术赋能成本高；90％以上是简单类案，可以技术解决，再加上法院审执一体，司法比仲裁在回应争议解决需求方面更具优势。

再次，调解的数字化产品如能不断迭代升级并与法院系统对接，叠加产业、商业领域智能合约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调解将有着比仲裁更加灵活的优势。

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司法、仲裁、调解等多元争议解决方式，均可能享受到技术提升“生产力”的红利，以往优劣势可能互换。仲裁如何通过数字化去回应这些挑战，以及数字化时代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今天仲裁行业必须回答的问题。

如何从更长远的发展趋势下规划仲裁数字化，成为当务之急。这种语境下谈仲裁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有两种预设。

第一种预设，整个社会大部分的商业场景是传统的、线下的，或仲裁的业务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传统的、线下的。仲裁机构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比如通过电子送达、线上开庭等若干节点的数字化，提升仲裁效率，降低当事人参与成本。但显然，这些举措只能解疫情等不便之下的燃眉之急，无法与仲裁所服务的整个商业交易数字化匹配。

第二种预设，商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整个经济从工业经济大幅度向数字经济转进，生产组织形式，商业交易模式，缔约、履约与支付方式大部分或完全数字化，全程留痕，并且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固定事实，从依靠规则重建法律事实到依靠技术固定客观事实的本质变化，仲裁应当如何去回应？

当然，两种预设并非泾渭分明。在第一种预设向第二种预设迈进，或者在第二种预设实现的过程中，仲裁所服务的客户一定时期内处于部分数字化，仲裁应当如何去适应这个过程，并保持对未来经济与商业实现数字化后争议解决的能力匹配，是首先需要确定的问题。

这必然会触及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什么是仲裁数字化的理想图景？或者说，什么是争议解决的理想图景？

争议解决的供给自古以来就是奢侈品。争议数量之多，解决争议难度之大，解决成本之高，这是千百年来任何争议解决机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基础。快速、高效、公正解决争议，成为良法善治追求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司法领域，从立案审查制到立案登记制，就是这种追求之下的重要努力。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比今天更接近完成这个目标。当互联网以一种利他、普惠、且保持能力不断升级的面目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深度完成数字化，争议解决服务的“触手可得”这个理想目标就有可能成为现实。毕竟，在电商领域，诸多电商平台的纠纷解决已经实现这个目标；政务服务，浙江已经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用跑”。

数字化场景下，仲裁服务的“触手可得”，可以细分为三个具体指标：一是获取无门槛：只要约定仲裁，任何主体、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需要仲裁服务，都可以无门槛获得；二是供给不限量，在充分数字化的商业交易领域尤其是类案领域，仲裁服务的供给不再受限于收案能力，供给由技术决定，高效解决；三是结果被信赖，仲裁规则嵌入数字化系统，同类案件相同裁判在仲裁中同样可以实现。

这一理想图景并非一簇而就，取决于下述路径选择：

第一，开展辅助办案。在留足系统发展空间的基础上，开发仲裁管理平台，实现收案、分案、送达、开庭、裁判、结案、仲裁管理、事务工作等一体化，推进案件重要节点的数字化，为传统仲裁业务提供辅助能力，以此实现降低客户成本，为仲裁员减负，提高仲裁委工作人员效能三大目标。

第二，力求行业突破。在稳定传统仲裁业务的同时，服务数字经济增量。尤其对平台企业、普惠行业、争议多发领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数字化为目标，通过与行业产业联合，实现标准统一、系统共建、产业上游和争议解决下游打通，以此为基础，探索智能化在类案仲裁中的应用，在类型化、高频、海量纠纷的行业或领域，为客户提供快速解决方案，初步实现仲裁数字化。在收案和仲裁能力大幅度提升基础上，引导更多客户约定仲裁，扩大仲裁服务市场占有率。

第三，改造传统业务。以数字经济增量市场形成的数字化能力，改造传统仲裁业务。帮助合作客户实现在线缔约、履约、合同管理，对关键风险环节，以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客观事实留存，降低还原事实和固定证据的成本，进而提高解决疑难商事争议的效率和公正性。

第四，实现智能再造。在快速高效仲裁的供给之下，以当前逐步成熟的司法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案件的分析，提供裁判指引、文书自动书写、流程服务自动触发与推进、事务性工作机器替代，真正实现仲裁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而更为重要的是，仲裁机构要积极参与整个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在关于数字化建设的制度升级、法律设计、数据保护等领域，为仲裁数字化预留空间，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申欣旺（阿里巴巴司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声明/文中图片来自包图网，封面图片来自网络公开渠道，如有版权争议，请联系我们删除。

监制/余瀛波

编辑/黄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