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二十年前，我提出一个命题：“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但是地球上不只有人类。地球上还有无数动物、植物、微生物，它们都是地球生态圈的一部分，同样有生存的权利，如果它们生存得不好，地球生物圈就会生病，如果它们一一灭绝，地球生物圈将会崩溃，人类也将随之灭亡。人类必须学会与其他物种相处，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要有对土地的感情
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从逻辑上、理论上会有很多人认同。在自然界中，在地球生物圈中，各个物种相互依存，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脱离其他物种独立存在。人类也不例外。人类试图凌驾于所有物种之上，把所有物种视为自己的资源，予取予夺，只会加速生物圈的崩溃。不过，就如人们会在逻辑上、理论上赞同“热爱自然”，但没有基于情感的热爱，这种赞同就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比如台风吹倒了一排树，在逻辑上热爱自然的人们，大概会清醒地、理智地期待、催促园林工人挪走树的残骸，以免妨碍交通。而另外一些人，他们会感到疼，感受到这些树的疼，与这些树一起疼。
道德是发自理性，还是发自感性？不久前看到一条视频，是网红法学教授罗翔对于唐山事件的评论，他说：“如果没有愤怒，正义就失去了它的情感基础。”我深以为然。环境伦理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是需要坚实的理论推演的，但如果没有对土地的感情在先，利奥波德怎么会有动力提出大地伦理呢？他又不需要用《沙乡年鉴》评职称。
2000年10月，我在四川木里的一个名叫争伍的纳西村寨露宿屋顶，仰头见漫天星斗，密密麻麻，仿佛触手可摘。按照中学作文的笔法，这时应该说，引起了我无限的遐想。然而，我却忽然意识到，这原本是我儿时在东北农村最为频繁最为庸常的视觉经验。每个夜晚，无论春秋、无论冬夏，只要是晴天，星空就会降临。我想，这同样也是古人最频繁最庸常的视觉经验，躲都躲不开，不论中外。于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为什么天文学会成为古希腊人最先成熟起来的数理科学。
2005年夏天，我在法兰克福停留一天，从城中匆匆经过。二战期间，法兰克福遭到盟军几十次猛烈轰炸，几乎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废墟。现在的法兰克福是战后重建的。同行的本地朋友说，以前的法兰克福随处可见教堂，最高的建筑也都是教堂。在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方向，抬头看出去，都能看到教堂的尖顶。而现在的法兰克福最高的几座建筑，她一一指给我看，除了一个，都是银行。除了的那一个是欧盟的安全机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两个法兰克福，有迥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在不同景观下长大的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觉经验，这对他们的心灵是否会有什么影响？
在现代的大城市里，从雾霾中挣扎出来的星光，如何能与无处不在的霓虹争辉？在城市孩子的视觉经验中，星空已经不占份额了。这对他们的心灵会有怎样的影响？
非人类中心主义
《圣经·创世纪》说，上帝用了五天的时间造出世上万物，第六天造人。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只有人是有灵的，只有人的名字亚当是上帝赋予的。然后，上帝把前几天造出来的动物一一牵到亚当面前，亚当一一给它们取了名字。在这个故事里，人绝对地高于其他物种。但是，达尔文的演化论把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鸿沟给填平了，所以让西方人感到惊恐、愤怒。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演化论却算不上惊世骇俗。在中国的很多民间传说里，虎、狼、熊、鹰都曾被奉为祖先，连女娲和伏羲都长着蛇的身体。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原本就是连续的，让猴子作祖先，并不是特别难为情。不同的文化基因，导致截然不同的反应。
美国环境史家克罗斯比提出一个说法，叫哥伦布大交换。欧洲人向全世界殖民，在全世界建立政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不过，克罗斯比说，与欧洲人一起殖民全世界的，还有与他们共生的家畜以及微生物。就中国人像闯关东一样，欧洲人全世界跑，主体人群也是农民。农民搬家难免带着牛马羊猪狗鸡，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和各种微生物也会跟着。欧洲人不是作为智人这一个物种，而是以一个物种共同体全球扩张。在美洲，对印第安人杀伤最大最多的，是随着欧洲人过去的天花、伤寒。
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农民、牧民、渔民都不是作为智人这个物种独立生存的，都离不开与之共生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在我的农村经历中，虽然我家里没有养狗，但是养猫。猫是自由的，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回来就回来；猫是可以上炕的，与人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家里还有鸡鸭鹅猪；村里有马、有牛。捉蚂蚱、蜻蜓，是我特别喜欢的游戏。与各种动物相处，是我童年经验的一部分。小孩子调皮，会遭到老人呵斥，常听到的说法是：“你欺负个哑巴牲口干什么！”这种说法蕴含着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一种理解。现在想来，有某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
在环境哲学课上，讲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很多第一次接触的同学觉得荒谬可笑，难以理喻，但也有同学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我现在想，这恐怕是由于他们的童年经验不同。
人是在相互关系中确定自己的。儿童在成长中，首先意识到“我”，能够分别我与他人，这种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相处中形成的。如果孩子只与父母相处，他就一直把自己当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相处时，会意识到自己并不特殊，从而会调整、丰富他的自我意识。人在与异性相处时，会产生性别意识；在与其他语音相处时，会产生地方意识；在与其他语言相处时，会产生民族意识；在与其他肤色相处时，会产生种族意识。人的物种意识，也是建立在与其他物种之间的日常相处之上的。这时，人会感受到，人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人是地球生物圈的受益者，人不是地球生物圈的主人，也没有能力掌控地球生物圈。
现代人不假思索地用“驯化”这个词来描述人与家畜的关系。而在纳西族神话《马的来历》中，不是人驯化了马，而是马主动找到了人，与人达成了共生协议，协议中规定了人和马对于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纳西族的其他动物神话大体相似，都是动物找到了人，达成了共生协议。我直觉地相信，这些神话更符合历史。“驯化”，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述，未免过于自信了。
共生的生命体验
人从来就是与其他动物共生的。在农村生活，对于这种共生，就会有真切的生命体验。我很庆幸，我有一个乡村生活的童年。
现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除了宠物，没有与其他动物日常相处的经验。对于他们来说，其他动物是遥远的，抽象的。虽然在电视的动物世界里，能看到远比农村孩子多得多的动物，但是只有有限、单向的视觉经验，没有日常相处的生命体验。
就在昨日早晨，我看到一则视频，央视新闻调查节目介绍了北京怀柔九渡河小学，校园里生活着很多动物，与各种动物相处是孩子们的日常经验。学校的教育在这种具体的生活中展开。孩子们没有刻意去进行博物活动，但已经把博物实践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人类要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首先要从情感上接受其他物种，具有与其他物种相处的经验，这样，人类的物种道德才会有情感的基础。否则，我们顶多是在抽象的、理论的层面上，在标准答案的层面上，承认其他物种的权利。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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