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急需一位数学领域专家共同参与规范场理论的相关研究。他曾经在世界上找过多位数学家，但是由于双方都不太理解对方领域抽象的语言，话题无法深入，研究也停滞不前。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中国。
同年，杨振宁回上海探亲，并到复旦大学寻求合作。复旦大学非常重视此事，立刻成立了以谷超豪为首的联合研究小组。
作为现代中国第二代数学家代表人物，谷超豪在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三个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是迄今唯一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二代数学家，创立的复旦大学偏微分方程学派具有国际知名度。
除了卓越的数学成就，谷超豪在中外学术合作交流方面也曾大放异彩，积极推动我国与世界数学领域的学术交流，参与多学科领域交叉研究合作，对我国科技界参与国际开放合作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01 夫妻造就中外学术合作一段佳话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美关系逐渐解冻，中美学术交流开始恢复。
1974年，杨振宁选定了谷超豪，以及以谷超豪为首的联合研究小组来共同参与规范场理论的相关研究。
谷超豪和胡和生
在合作中，他很快发现，谷超豪不仅能够理解他所用的物理语言，也能使用便于物理学家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数学思想，仅用半天的功夫，就使杨振宁明白了他过去弄不清楚的一些数学问题。
更让杨振宁惊喜的是，几天后，谷超豪和胡和生就拿出了两项当时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
谷超豪、胡和生等与杨振宁讨论规范场理论（左起：谷超豪、胡和生、杨振宁）
之后，谷超豪夫妇还为杨振宁解决了一系列其他问题，杨振宁对这次中外学术交流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他们将成果整理为《规范场理论的若干问题》，并以谷超豪、杨振宁联合署名刊载在《中国科学》英文版和中文版上。
此次合作，是国际顶尖物理学家与国内数学家之间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杨振宁评价说道：“如果能及时掌握国际上的学术动向，抓住问题之所在，国内的这种力量会很快发挥出来。”他还盛赞谷超豪“站在高山上往下看，看到了全局”。
鉴于此次合作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杨振宁强烈要求谷超豪夫妇赴美短期工作，一同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这一要求，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并未能成行，不过谷杨二人一直保持联络。杨振宁回美国后，及时把一些有价值的论文寄给谷超豪作参考，而谷超豪也将复旦大学取得的一些研究新进展告知杨振宁。
1975年3月27日，杨振宁给谷超豪写信，讨论合作研究规范场理论
为扩大学术交流成果，1976年，杨振宁再一次来到复旦大学，谷超豪等人向其介绍了自上次合作之后复旦大学在规范场方面的研究成果，杨振宁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外搞数学的没有人搞，搞物理的不懂这方面的数学，造成规范场理论方面的一个很大空白。你们在规范场的数学结构方面的工作是走在前面的。”
这一次，谷超豪夫妇又给杨振宁带来了新的惊喜。他们在研究中引用到了一些有关微分几何及微分方程方面的定理，杨振宁盛赞道：“你们用了我完全不知道的方向，可以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掉”。之后，他还特意找谷超豪借书学习。
谷超豪及其团队将这两次合作中在规范场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整理成《经典规范场理论研究》。国际权威杂志《物理学报告》（Physical Report）用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了这一著作，并在英文全文之前刊印了一份中文摘要。
1977年7月，复旦大学与杨振宁进行规范场合作研究的全体人员合影（左起：胡和生、忻元龙、郑绍濂、孙鑫、谷超豪、严绍宗、杨振宁、沈纯理、夏道行、李大潜）
这次合作，不仅缔结了杨振宁、谷超豪两位顶尖科学家长达数十年的友谊，也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被誉为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堪称中外学术合作的典范。
02 第一次真正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规范场”理论合作研究顺利取得重大进展后，杨振宁又多次邀请谷超豪赴美讲学与访学。复旦大学计划于1977年初派遣以谷超豪为组长的学术小组赴美访学，还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不过因各种原因，同样未能实现。如果此次访美能够成行，谷超豪等人不仅能全面了解美国及世界数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而且还能较为全面地将自己一系列成果向国际学术界宣讲，在国际数学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1977年底，谷超豪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首次访美。他先后访问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马里兰大学等多所高校，并就偏微分方程和规范场的数学结构用英文做了多次学术报告，引发了强烈反响。
中外学术交流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从此，各种合作交流的需求便势不可挡，各种邀请接踵而至。
1979年2月，年逾50的谷超豪与著名微分几何学家忻元龙一同赴杨振宁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理论物理研究所交流。这时，距离杨振宁的首次邀请已经过去了5年，谷超豪终于带着他的数学成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979年，谷超豪等人在美国Stony Brook杨振宁工作室合影。（左起：郝柏林、何祚庥、郭汉英、杨振宁、戴元本、谷超豪、聂华桐）
这期间，胡和生也应邀到美国访学，夫妻二人在石溪交流中，联手解决了“紧致群球对称规范场”问题，并在理论物理研究所做了相关报告。由于他们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超过同类研究，因此反应热烈，原定一个小时的报告时间被延时超过了两个小时。
谷超豪等人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的机会。在美国，他们除了在石溪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还访问了世界应用数学中心库朗研究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国际顶级高校数学系，出席了为纪念陈省身先生荣休举办的国际微分几何会议，参与了在墨西哥原子核研究中心举行的规范场会议。
可以说，这次赴美之旅，是谷超豪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此行，他不仅结识了众多专家学者，还利用有限的时间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的风采。
胡和生曾总结说：“国际交流一方面了解动态，知道哪些是值得研究的，这使我们加深对有关问题的了解。另一方面，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可以介绍出去，我国数学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有些很好的结果，我们比国际先得到，由于缺乏交流，别人不知道。”
这次赴美交流后，1980年1月，谷超豪又马不停蹄地奔赴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香港等地访学、参加会议、做报告，成功将他的学术成果带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地区，进一步扩展了其学术影响，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数学界的国际地位。
03 让高校与国际接轨
频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让谷超豪意识到，要提升我国基础研究能力，首先要从教育界入手，只有加强教育界与国际的接轨，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紧跟科技前沿，具备广阔视野和前瞻性思维的科研人才。
1982年，谷超豪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任后，他积极倡导设立应用数学专业，组织召开会议介绍应用数学在国外发展情况，并在全校范围内组织科研联合体，以促进应用数学的快速发展和开放交流。
1986年，谷超豪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这是我国作为国际数学联盟成员首次以正式身份出席的数学家大会。虽然之前，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都曾受到大会的报告邀请，但因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均未能与会。翌年，谷超豪重游母校莫斯科大学，身兼国际著名数学家和复旦大学副校长这两重身份，他不仅与数学家们深入开展了学术交流，更与苏联的高校管理者探讨了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心得。
1988年2月，谷超豪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在繁忙的管理事务之余，他始终未放弃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他不断率团出访参与国际会议，与国外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积极组织或主持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为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提供契机。
1990年，他率团访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高校，总结过去的合作交流，商讨以后的合作交流方案。
谷超豪(前排左四)率科大代表团访问日本东京大学
1992年，他率团访问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商讨合作交流，并分别与港大、港中大等签署合作协议。
1992年2月19日，谷超豪（右）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高琨签订两校合作协议
此外，他还与罗蒙诺索夫大学、东京大学等高校签署国际合作与国际学术交流协议。先后邀请超导专家朱经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等来校访问演讲，传输新知识与科学研究新方法。
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是融入国际科学界更为重要的路径。谷超豪及其团队的很多学术研究相继发表在国外著名期刊杂志，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极大重视。这些论文和著作的出版，不仅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融入世界学术界的标志，也充分表征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数学家所做贡献的认同与肯定。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召开，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帕利斯在开幕词中表示，中国数学这棵大树是由几位非凡的数学家精心种下的。其中就包括谷超豪。
谷超豪不单对世界学术发展最新动态、最新方法极为敏感和关注，他对于各学科交叉融合也有很深的见解。他认为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将是深度融入各学科，“不仅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用数学，而且经济、管理甚至人文科学都用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数学”。这一想法是充分考虑世界数学发展趋势与中国数学发展现状相结合的战略规划。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神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从53岁开始正式走出国门，到86岁去世，谷超豪用30多年的时间不断促进中外学术交流，深度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终成一位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科学家！
谷超豪
（1926.5-2012.6）
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源：中国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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