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微生物发酵实验。熊 垒/摄

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的某药物研究所就像信息时代一座神秘的孤岛，虽然已经组建60年，但却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尽管不为世人所知，但在国家应急救援和重大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这个研究所经常扮演“一招制胜”的角色，被称为防护尖兵、防疫铁军。

60年里，这个研究所一代代科研人员奋战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攻克一项项技术难关，取得一个个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国家铸起坚固的医学防护盾牌，撑起守护公共卫生安全的保护伞。

为国家铸起医学防护坚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解决我军复杂战场环境下的医学防护难题，1958年，该药物研究所前身在北京正式组建，一批科学家从四面八方齐聚这个无声战场，向医学防护阵地发起冲锋。

“战场防护，部队怎么识别、怎么检测、怎么治疗？特别是对吃的、喝的，要尽快拿出一套军用标准。”上级的要求严肃而迫切。

然而，研究所刚刚组建，一无经验可循，二无设备可用。据当时的科研人员回忆，所里连台像样的仪器都没有，有的只是几个手提秤、闹钟和一些瓶瓶罐罐。

面对外国严密的技术封锁，科研人员从公开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缺乏实验器材，就自己画图，加班加点做出特种通风橱、液体自动分流装置、熔沸点测定器等一个个实验器械。

凭着这份坚定和执着，仅用一年时间，这些科研人员就在防护重点领域拿出初步防治措施，实现我军医学防护零的突破。

但要保证官兵在战场上实现全面有效防护，必须从点到面建立起一整套医学防护体系，这是从侦、检、诊、防、治结合起来研究的大课题。为了尽快实现突破，科研人员向筛选、药效、安全性评价等各个研究方向同时发起冲锋。

实施有效防护和治疗，关键在药物。为寻找药源，他们上高山、下海岛，甚至深入无人区，在较短时间内搜集各种药方和中草药5000余种，使防护药物有了广泛的筛选基础。

该药物研究所所长苏瑞斌告诉记者，研制特效药物时，筛选化合物是关键一环，流程复杂，耗时费力。有一种叫“六六六”粉的药物，据说试验666次才成功，一时成为科学美谈。

然而在这里，为找到一个靶标化合物，有的筛选次数竟然过万。在研究某种防护药方时，他们就筛选出代表性的靶标化合物达100余种。

组织药效评价离不开动物实验，由于科研条件有限，这群戴着眼镜、手拿试管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到外地养狗、训狗，即使被狗咬伤了训练也不能停下来。冬去春来，科学家成了“饲养能手”“驯犬专家”。

据研究员周文霞介绍，新药研制出来以后，为了检验效果，许多老一辈的科研人员偷偷以身试药，然后将服药记录和事先写好的遗嘱一起交给课题负责人。这些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成果大大缩短了研究周期，为新药量产配发部队争取了宝贵时间。

最终，以该所40多项尖端科研成果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项目获得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也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医学防护盾牌。

“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医学防护盾牌，并不断努力使这个盾牌变得更加坚固，有些领域甚至做到了世界领先。”研究员李锦骄傲地说。

用关键技术护佑人民健康

除了聚焦战场防护、姓军为战矢志打赢，该药物研究所一直在用科研成果守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今年春节期间，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文章刷爆微信朋友圈。很多人感叹：小小流感如此可怕。流感病毒变异性高、传播迅速、危害性极强。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曾夺走全世界近4000万人的生命。

2003年春天，“非典”病毒肆虐，给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极大挑战。研究员李松预判流感病毒可能像SARS一样带来重大疫情，带领团队将其锁定为重点科研方向，自筹资金开展药物预研。

“荆棘丛中趟出一条血路。”李松团队主要成员、研究员钟武这样描述新药研发历程。几年里，这个团队经过多次摸索，终于在新药研发链条的两个关键环节——新药发现和产业化上部署了关键技术。

2004年开始，H5N1禽流感疫情蔓延，我国紧急向国外制药公司订购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推荐的流感防治药，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后才能供货。

就在这个“卡脖子”的危机时刻，李松团队自主研制的抗流感特效药“军科奥韦”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全部临床前工作，成为阻击疫情的关键药品。依靠世界首创的新生产工艺，他们圆满完成当年50万人份的药品储备任务。

“关键时刻一鸣惊人，靠的是前瞻部署的战略眼光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所长苏瑞斌说。

2009年，当H1N1再次袭来时，李松团队又一次创造奇迹：提高药品产能30倍，仅用135天就完成2600万人份的国家储备任务，为国家节约采购经费57亿元。

随后几年，他们又为儿童流感患者专门研发了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而帕拉米韦注射液的成功研制，更是改变了全球流感重症患者无药可医的困境。

据苏瑞斌介绍，我国现已成为全球抗流感药物最为丰富、临床治疗保障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具备了应对任何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摆脱了关键时刻防控药品买不到、买不起、买不足的困境。

为国家药物研发打造人才方阵

众所周知，医药界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行业，业内有一个公认的“双十”定律：研发一种新药，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而在众多的研发投入中，人才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近5年来，该药物研究所获得国家和军队各类临床批件、新药证书28个，专利授权154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等高等级科技成果9项，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科学院院士、该所研究员张学敏认为，这些成就与他们精心打造的“富有创新潜能的人才方阵”密不可分。

为了打造这支阵容强大的人才队伍，几任科研人员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研究所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1998年，因为发展了筛选药物的新算法，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李松声名鹊起，成为各大医药研制机构的延揽对象。为了留住这个难得的人才，李松的博士后指导老师、研究员焦克芳不但力荐他接替自己担任课题组长，而且提出立即退休，让他彻底拥有完全的科研自主权。

同事们评价，这一退一留，留下了日后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留下了“一人改变一个学科”的辉煌业绩，更留下了视才如宝的佳话。

科技创新，是团体赛也是接力赛，既要靠领军人物指引航向，也要靠骨干力量冲锋陷阵，还要靠年轻人才薪火相传。

近年来，研究所先后推出“人才港计划”和“青年人才培养计划”，为科研人员量身定制科研路径“规划表”、个人成才“路线图”。为了留住优秀人才，在高级职称评定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他们采取“所聘高职”的方式，承认科研人员的实际学术水平，给予其独立科研、招收研究生等相关待遇。

此外，研究所还遴选有潜力、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年人才，给予每人200万元的经费支持，让他们在科研一线独当一面，迅速成长。

留美博士段小涛放弃高薪来到该所的原因极具代表性。“除了向往军人身份，我看重的是这里唯才是举的科研环境、不为名利困扰的创新氛围。”他说，“只要认真踏实工作，不愁拿不出好的成果。”

事实上，名利并不是该所研究人员的追求，有时甚至是要极力避免的负累。该所一级研究员、著名药物化学家宋鸿锵默默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但为了医学研究事业，他甘愿30年做无名英雄。

当组织决定为其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他坚决要求撤回，原因很简单——申报院士，一定程度上会公开他的科研成果。2005年，这位可敬的老人因病离世，至今，他的研究成果仍然没有公开。

现在，宋鸿锵和其他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仍然在科研人员中流传，积淀60年的精神力量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成为他们留下来的重要理由。

60岁的研究员李锦回忆，自己在研究所博士毕业后到美国留学，面对一家机构开出的优厚条件，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回到研究所。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片学术净土，还是一片精神高地。

“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他说，“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作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