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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负责评审及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暂停评选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和这个话题一样热络，人们又把“悲催”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拉扯了进来。

2006年年初，村上春树凭借着《海边的卡夫卡》获得有“诺贝尔文学奖前奏”之称的“弗朗茨·卡夫卡”奖，之后，每年成为热门候选，但年年与诺奖无缘，堪称“最悲壮的入围者”。

陪跑12年之后，写书40年跑步40年的村上春树似可短暂停下脚步，但这或许只是外界一厢情愿的想法。

缘分与粉丝

村上春树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上市至2010年在日本畅销1000万册，国内简体版到2004年销售总量786万，引起“村上现象”。

有评论说，其作品风格深受欧美作家的影响，基调轻盈，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第一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被誉为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旗手。

“第一次接触他要追溯到高中时代，接触的第一部作品自然是《挪威的森林》，我相信这也是国内大部分读者接触到的第一部村上春树的作品。” 新经典图书编辑刘恩凡向记者回忆起与村上春树最初的“缘分”。

说是“缘分”，是因为在出版行业工作10年的刘恩凡成了村上春树作品的图书编辑——这些作品包括《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爱吃沙拉的狮子》《大萝卜与难挑的鳄梨》《图书馆奇谈》《我的职业是小说家》等等，以及即将上市的《假如真有时光机》，是一部全新的旅行随笔。

刘恩凡说，编辑村上春树作品有一个最大体会，总是会跟一些很奇怪的知识点狭路相逢。“如果不是因为《假如真有时光机》这本书，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也不会想着去知道）冰岛的羊是没有尾巴的，海鹦是一种小时候只有黑白双色、长大后却会变得鲜艳醒目的萌系海鸟，西贝柳斯作为芬兰国宝级作曲家，钢琴竟是朋友众筹、作为生日礼物相赠的，网红熊本熊最初授权使用的周边产品并非大家熟悉的毛绒公仔，而是佛坛……”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很多时段都曾陪伴过媒体人简洁，熟知的朋友都知道她绝对算得上村上春树的忠实粉丝。“我看《挪威的森林》，当时并没有太多喜欢的感觉。那时的读书笔记里，我这样写：整本书都让我不适，但又是令人思考的，它直指了死亡和寂寞。”

“不适感”在不自知中被消除，阅读继续，并从中找到了自己。后来，简洁有机会采访到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的早期译者林少华。

批评与反抗

这些年，每到10月份，诺奖颁布的时候，村上春树就会被拉出来“示众与接受调侃”。

得奖这回事，在现实中多有分野，各有各的立场与说辞。

“村上春树得不得诺奖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算是个流行作家也好，他确实能止住我某种未知又莫名的痛苦。”这是简洁的观点，应该说出很大一部分读者的心声。

“假如有一天，村上春树真的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他的部分作品的中文版编辑，我想我应该挺高兴的，又该加印了！”这是刘恩凡的“玩笑话”，倒也有道理，毕竟加印意味着畅销且常销。

书评人思郁说，日本文学批评界对村上春树的小说一向以批评为主。大多数作家都会在意别人的批评，但是村上春树的小说，大多数都有着傲人的销量，近些年又推向了国际市场，同样占据畅销书的排行榜。“这种商业上的成功是村上春树抵御批评界对他批评的一种反抗。”

批评与反抗，相伴相生。特别是成为畅销书，进入大众视野，势必会被更多地讨论、批评和争议，这是作家必须承受的。

中国作家阎连科观察到，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盛行的西方经典文学有一个特点：写作的人物已经从社会历史转向了家庭。他把卡佛、门罗、乔纳森·弗兰岑等作家的作品称作“苦咖啡文学”，在这类文学作品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群在某一种情况下生存境遇中的小困难、小波折，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者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

“作家如果不给读者提供本民族人群和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境遇，那么他的伟大是值得怀疑的。”他以村上春树为例，虽然其小说比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卖得好得多，但“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我看不到日本人今天的生存状况”。

“门罗拿了诺奖，如果有一天村上春树也获诺奖了，整个世界文学对经典的转移就已经悄然完成，那就是我们长期崇敬的伟大作品的灾难。”阎连科最担心的是，在经典转移的过程中，一种文学被保留下来，另一种文学则被拒之门外。

职责与诺奖

“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是否觉得快乐，大概就是辨别必要与非必要的基准。我一直在偷偷祈愿，希望自己写的小说在这个世界上能担当起积极的职责来，哪怕只是一丁点儿也好。”

刘恩凡引用村上春树的这席话，回应“村上春树的作品好在哪里？是否被过誉了？”这个较为普遍且又乏味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他其实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最真实的赞誉。”

“读过村上春树的很多部散文作品后，渐渐了解了现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有强烈的好奇心、不同寻常的脑回路以及海量知识储备的有趣、有料、有温度、有想法的人，绝不同于他笔下的那些小说人物，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绝生活。”刘恩凡在这“奇妙的反差中”找到了乐趣。

不难发现，舆论场出现了一道鸿沟，讨论者与被讨论者并不处于同一语境。村上春树并不愿意介入这一“博彩话题”。

“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有太多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唯一的文学评判标准，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要天真地以为它就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奖，它常常是各种因素平衡的产物，有时是文学和政治的平衡，有时又是文学、政治甚至经济的平衡。”《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如是说。

村上春树在他的首部自传性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也写道：“但凡名字叫奖的，从奥斯卡金像奖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评价基准被限定为数值的特殊奖项，价值的客观佐证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来；若想珍重对待，怎样视若瑰宝都不为过。”

刘恩凡相信村上春树穷毕生之力，追求的一定不是这个奖项，而是比奖项更重要的东西——

“作家最重大的义务就是为读者不断写出更高质量的作品。眼下自己在干些什么？今后又该干些什么？对于这些，我是一个尚在摸索之中的人，是在文学这个战场的最前线，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的人。在那里九死一生，仍旧奋勇前行，这是我被赋予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