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2018年则是恢复研究生招生40年。跟你说说我1978年考研和带着家具读研的趣事。
忽如一夜春风来，而且这一阵春风温度有点特别。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发出《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将1977、1978两年招收研究生合并进行，统称为1978届研究生。与高考不同，恢复研究生招生还彻底改变了招生规则，由不公开不统一招生改为与高考一样，向社会公开统一招生；开创了中国同等学历考研制度，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考生，可以用同等学历名义报考，为自学成才者提供读研途径。报考年龄么，放宽到40岁。
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77级大学生进校才3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5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
报考人数共63500人，录取10708人。我也是1978级研究生，走过了一段滋味特别的考研读研历程。
很多人“考”户口，我更想做学问
我本科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铁道工程系，考研时是昆明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的技术人员。
填报志愿时，起初我想报考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桥梁大师茅以升的研究生。1958年北京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在审查设计时说：“要有茅以升的签名来保证。”可是，如果考到北京，我得一辈子吃面粉了。当时大米在北方十分稀缺，南方人到北京最难受的事就是没大米吃。“文革”大串联年代，北京卖米饭的小饭店前，吃不惯面粉的广东学生排起几十米长龙。
笔者最初想报考的茅以升上过科学家纪念邮票
最后，“大米战胜了面粉”，我填的志愿是：“武汉华中工学院（注：现华中科技大学），断裂力学方向”。1962年我参加高考，华中工学院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可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政审结论不能录取重点大学，尽管我的物理考了99分（时为百分制），其它各科分数也优秀，却被华中工学院拒录。
1978年5月15日11点钟，考完第一科政治，我走出昆明市官渡区考场。
那年的考生绝大部分是老五届（1966—1970届大学毕业生）。大家都经历过文革的10年浩劫，历经磨难后重返考场，彼此间难免都会有一些诉说。我与考场同座的一位30出头的女性考生谈起来，双方都是报考华中工学院。我问她的大名，她拿出一个本本，里面夹着她的准考证，上面写着“熊有德”。我突然看见本本有华罗庚的题字，就问她。她说华罗庚是她祖父的学生。我大吃一惊，说：你是熊庆来孙女？她点了点头。半年后，我和她在华中工学院图书馆再次相遇。她说我说话的声音很像她丈夫，原来她丈夫与我是同乡兼校友。毕业后，她去了法国。后来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和爷爷熊庆来》。
在武汉复试的晚上，考友们在一起聊天。
大家打趣自报工作地点。有说来自“水缸”（贵州水城钢铁厂），有说来自“酒缸”（甘肃酒泉钢铁厂），几乎都是边疆山沟或荒漠。当我说来自昆明时，大家一片惊愕：“你怎么放着春光不享受，来烤火炉？”昆明人称春城，武汉则是中国三大火炉之一。我才明白，他们考研大都是为“考户口”，我则是想奔着“做学问”而来。“文革”期间，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都被分到边疆小县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给了他们一个改变户口的机会。而像我这样已在省会城市工作的人，如果不是做学问，有谁还会考研呢？
笔者1980年硕士论文
1978年考研，改变一些人梦寐以求解决的户口问题，也启动了很多人攀登学术高峰的旅程。他们之中有现代著名学者易中天、钱理群、王立群、秦晖........易中天就是从新疆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的。不同的是，他是支边到新疆的知青。1977年恢复高考时，王立群已经32岁。按当时的规定，超过30岁的考生必须是1966、1967、1968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因为这三届没有参加过高考。王立群是1965年毕业的高中生，不符合报考条件。 然而，他不能考大学，却可以考研究生，因为除了年龄条件外，考研没有任何限制。于是王立群考上1978级研究生。秦晖的考研也很奇葩。他1977年报考本科落榜，原因是本科录取考的是基础知识，只有初中学历的秦晖自然考不上。而当时研究生录取很重研究能力，秦晖给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赵俪生教授寄去自己的“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深得赵教授赏识。于是考不上本科的秦晖，考上了研究生。生于1939年元月的钱理群，1960年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卫校教语文。报到时当地人事部门就告诉他，进来贵州大山以后别想再出去。在贵州生活18年后，钱理群1978年考上北大研究生。当时他已39岁，是北大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吴硕贤院士，1965年就以理科全国最高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其中物理得了满分。但是“文革”中他被分配到西安铁路局基建处工作。1978年吴硕贤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研究生。他慷慨激昂地赋诗一首：“清华二进值重阳，梦想成真喜欲狂。弟子研修思发愤，先生指导费周章。十年浩劫时辰误，一代蹉跎学业荒。决策英明崇知识，中兴教育补亡羊。”
带着家具去读研，从ABC开始学英语
去报到时我又发愁了。
那套还没有油漆的家具怎么办？当时我还没结婚，但准备结婚的家具已请人做好。住房必须交出。我把1.8米高的三门大衣柜寄存在朋友家。带着两个大床头柜和一个圆桌奔赴武汉。行装里还装着铁路内燃机车上一个20cm直径的带裂纹的圆形齿轮。我立志用两年研究生学习时间，解决含裂纹机车零件的使用寿命问题。看到这个齿轮，同室同学都向我伸出大拇指。我放弃春城户口到火炉武汉来读研，已让他们不可思议，居然还千里迢迢背来一个沉甸甸的钢铁大零件。
报到时走进宿舍时我忐忑不安。室友是否会笑话我带着家具来读研？但我没遇到诧异的目光。原来，在隔壁宿舍，比我早报到的一个同学已带来一个大柜子。没想到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带着家具读研的同类。室友们听说我把大衣柜留在昆明时，就笑着说：“你应该带来啊，这样我们的杂物就有地方放不会乱摆了。”室友们都见多了“文革”年代各种怪事情，谁还会对带着家具读研感到诧异呢！
1978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由于校舍不足，曾借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办学
的确如此。1978年研究生外语考试可以带字典，不少没有学过外语的考生都选考日语。因为其部分汉字意义和汉语相同，加上字典，能蒙不少分。但是，入读后要求却十分高。华中工学院一律学英语或日语，而且必须“四会”（会听、会译、会说、会写）。数学教材用的是英文教材。可苦了我这等大学学俄语的研究生，要从ABC开始学英语。
1978级研究生的确优秀，敢报考者，不管什么学历，大部分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有的人已30几岁，从ABC开始学英语，几年后就通过国家公派留学英语考试，到欧美拿到博士学位。
为做硕士课题，我学会了车工
我入学时，华中工学院正雄心勃勃提出赶超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聘请许多世界新兴学科一流学者来讲学。其中有“世界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听了冯元桢的讲座，我对带去的那个圆形齿轮失去兴趣，爱上了生物力学。在硕士论文选题时，我选择了“人骨断裂力学研究”。
当时，骨头断裂力学研究在世界上只有10来年历史，主要研究牛骨断，人骨断裂力还无人研究——可见当年硕士课题选题何等高精尖！为查文献，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跑了武汉三大科技图书馆——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和中科院湖北分院图书馆。查找文献，要一本本杂志书刊翻阅过来，我在书库一站就是一天。华中工学院过去从没做过骨头材料的力学实验，我必须自己制作适合骨试件的小型金属夹具，为此，我学会了车工技术。
1978年12月, 中国地质学院遵照小平批示后招收的78级研究生入学后特意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
力学有许多计算。当时还只能用穿孔纸带输入程序。穿孔纸带是利用打孔技术在纸带上打上一系列有规律的孔点，以适应机器的读取和操作，它将程序和数据转换二进制数码：带孔为1，无孔为0，经过光电扫描输入电脑。有点像修鞋师傅给皮带打孔。一个程序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条指令，穿在纸带上后纸带足有好几米长，没有个三五天是穿不完的。另外，程序要经常修改，删减补充，这些都得在纸带上打孔完成。所以过不了多久，每个人桌上都堆满了一卷卷被补得百孔千疮的穿孔纸带。
因为当时学生素质优秀，导师们许多又是大师级教授，1978届研究生中，不少硕士论文（作品）的水平都很高。北大数学大师段学复的研究生唐守文，是1962年北京中国首届中学生数学竞赛状元，华罗庚请他到家吃过饭。由于其硕士论文学术价值高，答辩委员会中的数学家曾肯成和万哲先极力主张授予他博士学位，曾肯成为此专写了一首诗《建议授予唐守文同志博士学位七言八韵》：“岁月蹉跎百事荒，重闻旧曲著文章。昔时曾折蟾宫桂，今日复穿百步杨。谁道数奇屈李广，莫随迟暮老冯唐。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不妨。”曾肯成在诗里说：博士学位标准应该“禹门高千尺”，但唐已经不是鲤鱼而是蛟龙，为什么不授予他博士学位呢？
1981年5月20日，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因此1978级研究生是1981年授予硕士学位。10708名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的只有8665人。其中工学3949人，理学2387人，医学974人，文学530人，历史学209人，农学198人，哲学178人，经济学163人，法学56人，教育学21人。名单公布在198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报第三号。文科硕士极少的原因是解放后高校文科学科大量减少。
为何有2043个研究生没有获得硕士学位？一部分是没来得及参加论文答辩就公派出国留学。现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是华中工学院机械系与我同届的研究生，就属于这种情况。一部分是成绩原因。那时不像现在，授予硕士学位极严格。
题图为华中工学院力学系1978级研究生，2排左7为本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