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焱

近日，一段近40人参加完音乐节后在成都地铁集体逃票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显示，跳闸机逃票的多为年轻男女，一些男生的动作很是“潇洒”，甚至还回头抱女性有人过闸机。成都地铁官方微博转发了该视频，指责这种行为“太过分了！”。

买票坐车本是天经地义，然而，音乐节后的集体逃票却仿佛被赋予了某种打破规则的正当性，这些人逃得那么理直气壮、气定神闲，充满了日后把酒言欢可以将其充当谈资的洒脱。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从马拉松赛后集体尿红墙、各地高速上哄抢翻车货物，到“凑够一撮人就走，与红绿灯无关”的中国式过马路，羊群效应出现在方方面面。一人的时候观望，两人的时候商量，三人的时候吵闹，一群人则集体无意识，不分辨对错。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自己一个人不敢干的坏事，却在“反正那么多人也……”的心态鼓动下，显得理直气壮。细想原因，大致有这么几种。

首先是“法不责众”的心态。当一个人干坏事的时候，责任容易划分，但当一群人干坏事的时候，责任因为参与者众多往往难以判断，所以事情常常不了了之。久而久之，这成为国人的一种心理暗示。在高速路上哄抢侧翻车辆上散落物资的民众，并非不知道“别人的东西不能拿”，并非没有羞耻心，却因为犯罪成本低廉而侥幸涉法。

其次是“有便宜不占，天理不容”的心态。无论是逃掉的地铁票，还是哄抢的钱物，都不是价值很高的东西，不会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任何改变。但“占便宜”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仿佛别人占到我没占到就损失了什么，这种心态的不平衡造成了个人行为的失范。

其三，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我们常常将之归类于道德约束范围，而不归类于法律管理范畴。地铁逃票、哄抢他人财物的行为，往往被认为个人素质不高而轻易放过，但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逃票，《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第64条规定，乘客无票乘车的，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照出（闸）站线网单程最高票价收取票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并处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一）冒用他人乘车证件乘车的；（二）持伪造证件乘车或采用其他方式逃票的。针对哄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古罗马有一句谚语，“姑息一个人的罪过，等同于鼓励众人犯罪”。在类似事件发生时，除了道义上的谴责，让法律不缺位，用“法亦责众”示例替换“法不责众”的惯性，才能让参与群体“干坏事”的人们有所畏惧。

而对于每一个普通大众来说，提高修为，增强定力，使自己在缺少监管、面对诱惑的状态时，还能“自处和自守”，才能不致陷入“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的境地。（张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