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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贺依林 基础医学院2016级本科生
司 晨 哲学系2016级本科生
王金燚 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
1992年12月3日,应北大“九十年代”社团的邀请,一众圆明园画家在北大三角地旁举行了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展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随意放置的画作以先锋的画面语言挑拨着过路人的神经,一种久违的兴奋在九十年代初沉闷的北大校园里蔓延开来。
九十年代
1989年,方力钧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当时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多元化的改革初见成效,工作分配的制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26岁的方力钧没有接受学院的工作分配,而是住进了挂甲屯一户农民的小院里。在那里,方力钧陷入了对绘画的狂热之中,“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画画,一直画到晚上该睡觉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特殊的“空窗期”,八十年代热烈的文化格局被荡平,“空白感”充斥在人们的内心。但方力钧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历史契机:“无论从老百姓自身,或者说从政府方面,或是从海外,都决不允许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这么灰的精神状态继续下去,因为人会疯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化舞台正等待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去填补空白。
“周围这些人整天就是茫茫然的,不知道要干什么,实际上现在是开始做艺术的大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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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钧代表作品
上学时代因为头发长度不合格而索性剃光头的经历让方力钧体会到了“叛逆的成功”,也为他后来的艺术创作埋下了伏笔。方力钧创作的光头形象“一下抓住了读者的神经”。
“被剃头之后,每个人都很差不多”,这是方力钧成长年代的寓言,通过打碎又重建,方力钧赋予了光头个性与真实的意味。这些画作,与当时王朔的小说、崔健的摇滚共同构成文艺在90年代向揭示个人真实情境的转变。
“我宁愿被称作失落的、无聊的、危机的、泼皮的、迷茫的,却再也不能是被欺骗的。”
这种带着极为强烈的个人风格的创作让方力钧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评论家认为,作品中所呈现的无聊情绪和“一点正经都没有”的“泼皮幽默”敏感地把握了当时中国人普遍的存在方式,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将这种艺术风格命名为“玩世现实主义”。
方力钧变成圆明园画家村的先导者和“金字招牌”。田彬、丁方、岳敏君等许多艺术家陆续而来,逐渐聚集在福缘门社区,“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的艺术在这里散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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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钧在圆明园画家村 摄影:徐志伟
到了1994年,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了他们的“集体聊天”,试图在交流中找出一种艺术上新的表达方式。
徐一辉、杨卫是这场聊天中的主导者,他们与其他人每天坐在一起聊,“越聊越高兴,一下聊了两个多月”。 这种聊天的结果带给中国现代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的“艳俗艺术”就诞生于这样的谈话中。
“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民间的,像磨漆画、刺绣、陶瓷这些囊括到我们这一类的风格里来?就是要区别于前面类似于波普这些东西。这样它的文化含义就不仅仅直接指向一个政治类的文化,还有就是说,同时对政治也是一种放弃,因为那个年代一般精英知识分子就是在反抗,所以批判的东西更被人看好。那我们这个本身就不批判,不批判的话就面临一个知识分子两难的态度,就是他现在要的是一种发泄,一种不满,而你居然拥抱了这种东西。”
至此,在这个小小的画家村里,玩世现实主义和艳俗艺术与被栗宪庭称为“以幽默的方式带有政治情结的自我消解倾向”的政治波普一道,成为了九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中极为吸引眼球的三种艺术形式。丁方、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徐一晖等一批当代艺术家,和他们所在的圆明园画家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艺术家的“理想国”
与方力钧不同,十九岁的田彬来到北京之前生活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深圳。当时,经济改革逐渐深入地方,以经济效益作为考核标准的理念渗入各个国有机构和部门,全国各地从上至下的文化机构成了首先被“革除”的对象。大量的文化机构关闭改制,体制内艺术家们的宽松创作环境消失了,刚刚从象牙塔中走出的艺术专业学生更是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再加上地方上对于艺术创作的偏见和限制,象征着兼容和开放的北京成为了艺术家们心中的“圣地”。
在特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失意之后,田彬动了来北京的念头。
1990年,田彬与方力钧在圆明园福海附近合租了一套农民的房子。这样的农村院落,每月的租金是两百元,对于大部分囊中羞涩的艺术家们来说尚可以承受,而且这里提供了比城市楼房更为宽松的创作空间。周边高校的便利设施也是对艺术家们极大的吸引:福缘门距离北京大学不到两公里,北大食堂的饭菜、大讲堂的电影、开放的课堂和讲座、免费的运动场所,甚至澡堂都是当时画家们生存的倚赖。
“生活很穷,但不是苦”。在圆明园画家村,艺术家过着一种纯粹的、“物质需求降到最低”的生活,热情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向画布宣泄。
这样一种艺术的、自由的生活状态对挣扎在理想与现实裂缝中的艺术家们的诱惑力是绝对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向这片区域聚集,跳出世俗的生活圈,致力于在这片充满艺术氛围的村落开疆拓土、重获新生。圆明园画家村的雏形由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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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在晒太阳
在画家村中,来自东北三省的艺术家共有56人,占到画家村入住艺术家人数的18.5%。东北作为昔日的工业基地,托起了一个庞大的文化艺术教育体系。90年代全国体制转轨,东北被抛入社会经济各方面急剧衰落的空档。基础的生活尚没有保障,“奢侈的”文化艺术成为一种“累赘”。各单位宣传部门、地方文化馆、艺术团体等解散,很多受美术训练的人,被体制转换“溢出”,没有出路。北京位于圆明园的艺术村落,成为新生活的开启地。
伊灵原名郭新平,原本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因为不甘心过平淡的人生,他早年曾抱着闯荡的热情独自骑自行车环国旅行。1989年前后,他骑车路过北京,本只是打算歇会儿脚,没想到随即被北京的人流吸引,成了北京最早的一拨流浪艺术家之一。
他年纪并非最大,但是因为“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和非同寻常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被朋友们习惯称呼为“老郭”。久而久之,“爱管闲事”的伊灵成了画家村的“村长”。
“当时有个画家叫印俊,他胆囊炎发作了,很厉害,没有钱,就是伊灵提议大家凑一点医药费。当时可能有钱的人都出了些,像方力钧等人,大家给他凑了一两千块钱做手术。还有像后来当地派出所老找他们麻烦,画家面临在这儿能不能生存的问题,他们聚在一块儿开会,好像都是由伊灵挑头儿做的。”画家村的徐志伟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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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灵的家
这样的热心使得初来乍到的画家们对这个社区多了几分认同感与归属感,画家们也因为共同的经历而产生了独特的情谊。杨卫称画家村为“花果山一样的乐园”。多年后艺术家们回忆起画家村的生活,“友爱”仍然是其中频频出现的主题。
“文化舞台”的高潮与落幕
1992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们打着“为北大的新文化开路”的口号,在北大办了一场展览。画家村里来自全国各地的“盲流”艺术家们聚集在北大,成为了九十年代“愤懑、张狂和波西米亚式”的校园文化的见证人,同时这场展览也是圆明园画家村步入鼎盛期的前兆。
1993年,画家村已经汇集了将近200名艺术家。在福缘门社区这片小小的区域中,几乎每一个院落里都住着一位艺术家。
一批成功者开始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关注,当时国际上颇具声望的国外艺术家伊门道夫等人访问北京时专门拜访圆明园画家村。再加上以方力钧为代表的十三位艺术家入围威尼斯双年展,媒体开始广泛报道圆明园画家村,画家村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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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九十年代现代艺术大展
成名的代价是沉重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画家村人数急剧上涨,人口、租金、出名的渴望在圆明园画家村生长起来。过去宁静轻松的创作环境不再,方力钧在圆明园时,“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人敲门”,他只得每天把门反锁,然后跳墙进去,在里面画画。
在这样喧嚣的环境中无法安心创作,初步成功的方力钧开始寻求更为纯粹的创作环境。1994年,方力钧搬到位于宋庄的小堡村,离开了这个他呆了三年的地方。
方力钧等一批成功画家的离开让画家村里的贫富差距摆到了台面上,鱼龙混杂的画家村流失了一批在形成初期来此的艺术家,而选择留下来的以及新加入的艺术家们在市场经济观念的大背景下又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
此时,规模日大的画家村也逐渐引起官方的注意,知识分子以聚集的形态出现,似乎携带着某种危险的可能。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画家村和官方的冲突,使得这个聚集了越来越多外地人口的城郊村落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5年,画家村里的一些画家开始被“收容遣送”。这是北京市对城区内外来流动人员的一项整改措施,将“无合法证件、无固定居所、无稳定收入;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遣返回原籍,圆明园的艺术家们正好就是整治的对象。
一个个艺术家的“被收容”让画家村人人自危,画家村开始慢慢解体。1995年10月25日,海淀区青龙派出所下发最后通牒,要求居住在圆明园的艺术家们即刻搬离。11月15日,最后一批艺术家离开福缘门社区。至此,曾经被视为艺术“理想国”的圆明园画家村在实际意义上正式解散。
画家村解体后,被驱散的艺术家大致沿着两条路线迁徙:一条是追随方力钧、栗宪庭的脚步,迁往通县的宋庄和滨河小区;另一批艺术家则沿着东村、三里屯、后海、798的路线逐渐向城市腹地靠近。福缘门下,画家们午后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热闹,再也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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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村的场景
画家王秋人在其《圆明园艺术村自由艺术宣言》中写道:“黎明前的地平线上的曙光已慢慢升起,照耀在我们的精神之路上。一种新的生存形式已在华夏大地上的古老而残败的园林上确立!”这种新的生存方式让九十年代迷惘中的中青年艺术家们创造了一个许多人心目中的艺术“乌托邦”,至今影响着全国各地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艺术家聚集地。
和成立了7个月就被解散的北大社团“九十年代”一样,作为那个时代青年的某种精神寄托之地,它们一同见证了80年代残存的乌托邦气质在中国的转型之痛中引起的人文精神“触底反弹”。正如画家村诗人黄翔所写的那样:“自由从逃离它自身中重获自己。”
参考资料
熊焰:《圆明园画家村研究》
杨卫:《圆明园画家村》
微信编辑|张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