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里侗寨妇女

侗族姑娘在榕树井女井喝水

占里侗寨寨门

占里侗寨丰收的稻谷

占里侗寨一角

长途坐车带来的身体疲惫使我到店后倒床即睡。然后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三点钟了。之后就再也睡不着——许多年里，我差不多都是这样，只要在乡下，我总是习惯性地在夜间早早睡下，凌晨醒来后，再难入睡。这时候我一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起来开灯看书，要么起来打开电脑写东西或整理图片，或者干脆上网通过电子地图查阅和验证我所经过的村寨地名和下一步将要前往的村寨路线。这天凌晨，我爬起来上网查看我下一步要走的那个叫占里的神秘侗寨的电子地图，我想看看在这寨子周围到底都有些什么样的村寨，以及目测这寨子与周围相邻村寨大致的空间距离。

我后来发现，看地图是最好的消磨时间的方式。感觉自己都还没看出什么名堂，两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就流逝了。天快亮时我又倒床睡了个回笼觉。然后直到上午8点钟才醒来。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晚起了。简单洗漱和早餐后，我收拾东西下楼到宾馆前台办理退房手续，并把行李放进自己的车子里锁好，再打电话请求从江朋友派车送我去占里。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挺立在占里大坡头的那几棵古老的大枫树。树底下正好有几个侗族农民在植树。看着眼前的这些风景，我既感到熟悉亲切，又十分的伤怀激动。怎么说好呢？差不多20年前，也就是1995年，我那时还是一个年轻小伙。那一次我带着几个广东朋友来的。那时候不仅占里还没通公路，就连占里坡脚的四寨河也还没通公路，我们先是从县城乘船沿着都柳江来到四寨河口，然后由四寨河口爬坡上山。出发之前我们仔细咨询过当地人，他们告诉我们从四寨河口到占里只有七八里山路，而且中间还要经过一个叫付中的苗寨，但那天我们走了四五个小时了，不仅没看到任何一个寨子的影子，而且路上连一个人也遇不到，因此大伙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于是，大家原地休息，而我去前面探路。我就带着大伙的嘱托和期望继续爬山，同时背起大伙全部的行李，一个人爬到坡头，然后看到了那几棵大枫树，我就知道村寨应该在附近不远了。果然，当我沿着山路再走了一段路程，就见到付中苗寨几个在山上放牛的村民，我问他们这里是不是付中？他们说是的。我又问他们从付中去占里还有多远？他们说，不远了，拐个弯就到。

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又反复来过占里多次，有时是跟家人和朋友一起，更多时候是独自一人前往。每当我远远看到那几棵挺立在山头上的大枫树，我的内心就会由衷升起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觉得那仿佛是几个一直在村口等候着我的老人。

有一回我从占里往从江县城赶，因为在付中吃晚饭耽搁了不少时间，天黑了，我打手电走夜路下占里大坡，自以为对这条路已经十分熟悉的我，居然走错了路，后来找了很久才重新回到那几棵大树的位置……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如今占里和付中也早在好几年前就修通了公路，驱车上山，我再不用担心走错路了，但那几棵大枫树依然挺立在那山头上，我走过去，既是要给那几位植树的村民拍照，也是想给那几棵大枫树行注目礼。

车到付中苗寨我又下车来拍摄了几张照片——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附近一带地方全是侗寨，不知道何故中间竟然单独夹杂了这样一个苗寨？而且据说这苗寨的历史比周围的侗寨都还要古老。和20年前相比，付中苗寨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寨子周围密集的古树林依然保留着，房屋还是那样，看上去低矮陈旧，年深月久。当年我读苏童的小说《十九间房》，我头脑里对应着的作品中的环境描写就是付中苗寨——古树参天，茂林环绕，如果不是隐约传来几声鸡鸣狗吠，外人很难发现在这密林深处居然隐藏着一处村庄。

我在中午时分抵达占里。司机把我带到寨子小溪边的一户人家，给姓吴的主人交代几句就原路返回了。吴姓主人在县卫生局工作，前年才退休回家，回家后就在小溪边修建了一栋新房，兼做卫生室和旅社，可以接待一般的普通游客。客房虽然空间很小，但相互独立，而且有公共卫生间，可以洗澡，有冲水马桶，住宿条件比20年前我初到占里时强多了。

我在吴姓主人家的小客栈入住下来之后，开始投入我的工作。而我的所谓工作，却无非就是到寨子里去闲逛。

我在寨子里转悠。无意中看到一个带孩子的侗族妇女，很像20年前我拍摄到的一个在井边玩耍的小姑娘，但我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了，我跟她打招呼，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她没有任何反应。20年前我第一次跟几个广东朋友来到占里，虽然我手上也拿着一台国产的海鸥相机，但那时我对摄影还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和兴趣，我只是出于学术的需要才偶尔按下快门的。但是，就在那一次的旅途中，那时已经对摄影有相当造诣的广东朋友不断给我灌输摄影的知识，使我后来的摄影作品有了迅速的进步和提升，其中的一幅作品，拍的是几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在占里水井边玩耍的情形，她们站在井边的一个蓝靛桶旁，手上都拿着一串野琵琶果，嘴唇和手指被琵琶果汁染黑了，身后是一栋还没装修完毕的簇新木楼，金色的阳光正照耀在木楼板壁上……这张照片不仅令我的广东朋友后来大为感慨大加赞赏，而且还多次被各种报刊采用发表，进而还使人误以为我是一个在摄影上很有资历的职业摄影师……时隔十年之后，我带着这张照片再次来到占里，并且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上的几个女孩，此时她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一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那天晚上，她们不仅集体宴请了我，还给我唱了一夜的侗族大歌。我也记下了她们几个人的名字：培略、培便、培仙、培薏、培看和培应……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已经不再记得她们的名字，而她们大概也彻底忘记了我。后来，我干脆回到客栈打开电脑，找出当年给她们拍摄的那张照片，也找出了她们的名字，然后我再返回那妇女家，我叫出了她的名字——培略。培略终于笑了，承认自己想起来是有这么回事。我告诉她，我电脑里还有她当年的照片，如果她愿意，我可以给她看。结果，一看到照片，她的眼圈就红了，也许她也没有想到，一晃眼，时间竟然已经过去了20年……我问她家里有没有电脑？她说没有。我就把照片拷贝到村委会的电脑里，对她说：“照片已经放在里面了，你以后随时可以到村委会去看。”我又问她另外几个女孩的情况，她一一作了介绍，可惜我对侗语南部方言并不完全熟悉，尤其是占里，我只能连猜带蒙听个大概，我大致明白，培略说的是，她们都嫁人了，都生了小孩，目前只有两个在家，其余的都在外打工。我问培略怀里抱着的这个小孩是不是第二胎？她说是的。我说：“你们几个生的都是一男一女吗？”她说是的。我又问她是不是吃了那个叫“换花草”的药？她说是的。虽然我每次来占里，都非常希望能见到她们，但事实上我这次来占里却另有目的。这一次我来主要是为了给寨子拍照。但我也会利用每一次机会，顺便采访一下这个村寨保留下来的那个巨大的文化秘密，那就是他们那神秘的“换花草”。

何谓“换花草”？简单来讲，就是一种传说中在孕妇吃了之后能改变胎儿性别的草药。世上真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我们当然大可存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五六百年来，占里人就是靠这种草药来自觉控制人口的，而且还真的实现了自觉控制的目的，那就是说，占里人在数百年间人口一直维持在750人左右，从没有大的增减，被人口学家惊叹为实现了人口“零增长”的奇迹。而且占里人每家每户所生孩子基本上都是一男一女，这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奇迹。人口实现“零增长”也许还能被人们所理解，但性别的控制是如何实现的呢？于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他们普遍使用一种叫“换花草”的药物——传说占里妇女在生育第二胎时，会根据自己的生育意愿来吃一种叫“换花草”的草药，凡是吃下了这种药物的妇女，都会生下跟第一胎不同性别的婴孩来……家家户户所生都是一男一女，不仅实现了人口的零增长，而且实现了性别比的平衡，因此，占里被誉为“全国计划生育第一村”。

本来，占里人对于拥有这一神秘药物既不喜也不忧，他们就像是拥有一种极为普通的物质一样自在自然，他们甚至以为别处的人们也会使用相同或相似的手段来自觉控制人口。数百年来，他们隐居于这大山深处，过着与世无争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占里人自觉控制人口的这一文化秘密被作为一种奇迹发现，外面的人们才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争相前来探奇采风，从而也打破了这原始山寨本来的宁静。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来到占里的人都是为着想解开这个文化秘密而来的。当然，对我来说，情况恐怕又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很多时候，我来到占里其实并不怎么去打听人家如何吃药如何生育的事，我常常在寨子里漫无目的地散步。说实话，我很喜欢占里村的环境——村寨周围尽是高山密林，村前一条小河沟终年不倦的流淌，春夏季节满眼碧绿青翠，秋冬季节到处金黄灿烂，而占里人对待生活的那样一种从容自在心态，那样一份自足安逸，也不能不让人由衷敬仰和钦佩。这一回，我在占里呆了三天。我走访了那个掌握着“换花草”秘密的药师，也去探访了占里人停留在森林中几年仍未下葬的神秘棺材……我也拍摄下了不少占里人精彩的日常生活画面……不过在我离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揭开了什么文化的秘密，而是我在这里过上了几天没电视也没网络的农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