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开始活跃，在副总裁贝瑞特访问中国不久，英特尔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官安德鲁·葛鲁夫9月1日访问中国。此次访问之前，当时负责英特尔中国公关的庄海欧先生十分紧张，他早早地预约我出席记者招待会。

1936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安德鲁博士，1960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1963年获加州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68年创建英特尔公司，1979年被任命为总裁，1987年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1994年11月中旬，在拉斯维加斯Comdex主会场、会展中心大门口

当时我见到他时觉得他疲倦，我以为他和我们出国一样，因时差而造成疲倦，没想到他已身患重病。他在首都新闻界发表讲话时认为，PC工业已具备进入世界第一大产业的条件，并且已经完成从纵向工业走向横向工业的转变。

他认为在未来5年中，英特尔总量仍占世界半导体85%的市场，它正在向标准化多处理、性能伸缩、SNMP和DMI方向发展。

对安德鲁博士的回答不明白

我听完他的讲话当然第一个提问，会场很小，我坐在他正对面，正好拍照。我问了两个问题：英特尔与惠普公司合作的进展细节及一种芯片可以运行多种操作系统是否会使芯片速度衰减？

1996年5月7日英特尔总裁安德鲁·葛鲁夫访问北京，在香格里拉饭店接受我的采访时，坐在我对面，我拍摄此照片。

安德鲁博士回答我说，未来64位芯片不仅可以运行原有英特尔芯片的应用程序，还可以运行惠普公司的现有的应用软件。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需要芯片本身在设计上向各种操作系统妥协，当然多种操作系统的运行不会因芯片本身的设计造成速度的衰减。

不过至今我仍然认为多种操作系统在同一芯片上运行一定会造成芯片速度的衰减，也就是说到现在我还没明白安德鲁·葛鲁夫的话。1998年5月4日，安德鲁再次到中国时，我因康柏收购DEC后的第一次会议去了纽约，没有见到他。

OS/2与Windows争雄

1994年也是在OS/2与Windows竞争激烈的一年，OS/2 Warp与Windows 95之争达到了高潮。9月7日，IBM（中国）在北京宣布了OS/2的中文版。

1994年11月中旬在拉城和亚太记者、欧洲记者

当时我在新闻发布会上问了许多问题后发现，OS/2 Warp和当时Windows 95相比，两者都是32位操作系统，后者可以使用DOS/Windows所有的应用软件，也就是说可运行3种不同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5.2万种，前者除采用了抢占式中断结构，实时性强外，只需6M内存就可运行，当时价格为980元一套。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OS/2 Warp只能运行DB2数据管理系统。会后每位记者免费得了一套OS/2 Warp。

几年以后一些专家回忆起OS/2 Warp时都说，这真是一个极好的操作系统，只可惜没有在市场盛行，怪谁？怪IBM公司。

不用流行就是自愿落后

9月份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5周年，《中国电子报》组织记者撰写纪念性的文章，撰写计算机产业发展文章的自然是我，本来这种任务性的文章只是应付差事，放开笔“歌颂”一下了事。

可我认为这是一个上大稿子的机会，何况我还有一些平常不敢说的话要说（当时有人主张用自己研制的386芯片和自己研制的操作系统）。

在《共和国信息化火种一一为我国计算机事业而作》一文中我斗胆写道：“不用世界流行芯片，难道还要从386、486芯片设计、研制、生产做起？不用世界主流操作系统？难道还要从汉化操作系统研制起步？除非再次封闭中国市场。”

Windows 95取代DOS/Windows

1994年下半年Windows 95的宣传就开始紧锣密鼓，当时微软声称在3~5年内要用Windows 95取代DOS/Windows，还有人说Windows 95并不是完全的32位操作系统，部分代码为16位等等，就此微软（中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了后一个问题。

1994年11月在城堡酒店门口

当时我问出Windows 95是否可以支持其他硬件平台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Windows 95只用于英特尔平台，而NT则是可移植的操作系统，它已经能够在英特尔、MIPS、Alpha、AXP、PowerPC和Clipper等计算机上使用。

果然在1994年之后的3~5年内Windows 95替代了当初的DOS/Windows操作系统，并且除了英特尔平台（及其兼容机以外），Windows 95已没有必要支持任何其他的硬件平台。

我上了杜家滨一当

在此之后不久，微软北京代表处总经理杜家滨对我说，由于与电子部计算机司在Windows中文版上观点不同，又不能达成一致，微软北京代表处可能会撤到香港去。

当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仔细想后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因为我与杨天行司长有私交，告诉我的话很快能传到杨司长那里去。

1994年10月我与当时的微软（中国）总经理杜家滨合影。他在四年后出任Cisco（中国）公司总裁

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的1994年，哪能让外商撤走？微软北京代表处是不是吓唬我们？管他是什么目的，我决定扮演传话筒的角色。

不久我在一次会上见到杨天行司长，把他叫到一旁对他耳语了杜家滨的话，谁知杨司长听罢哈哈大笑，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放心，小刘，微软是不会撤走的。

我真佩服当时杨司长的信心，可仍然不放心。9月15日微软副总裁查尔斯·史蒂文斯到中国，借微软北京代表处安排我专访之机，我专门就他们去不去香港的问题问了他。

查尔斯的回答果然正如杨司长所说，微软公司不会走，而且还想在上海、广州设立办事处。

我算是上了杜家滨一当，但这当上的我一点也没有怨言，若干年之后我提起此事，家滨连连摆手说，别提这事了。

孤立中国计算机是误区

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我受到了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说我是“卖国”性的观点。我不得不再次拿起了笔连续在《中国电子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上发表6篇题为《走向新的平衡》（上、中、下）、《一退到底，还是一往直前》（上、中、下）的文章，认为某些人对当时计算机产业看法存在着误区。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外国的封锁和中国的封闭使计算机硬件不得不“从头来”。而地球在不断地旋转，在全世界走向和平、进步、经济发展的时代，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条件发展自己的计算机工业。

1994年11月中旬在应DEC公司邀请第五次去美国，在拉斯维加斯参观采访Comdex，住热带雨林酒店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把计算机工业孤立起来绝对是个极大的误区，计算机工业一定要用计算机市场支持，否则是更大的浪费。

还有，计算机工业需要计算机软件、服务业来支持，没有计算机软件、分销商支持的计算机工业是“残废”的计算机产业。然而当时我没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中国计算机工业。

不仅仅是我没有这样的高度，当时许多政府高级主管也只是在谈计算机工业投资。仿佛要把中国变成外商们的生产“车间”似的（事实上现在就是如此），根本不管投资以后市场怎样开拓。现在则不同了，我们都和中国计算机市场一起“长大”了。

90后华仔2018年5月25日加，改革开放是在70年代末，94年正是我出生的一年，原来有这么多大人物在这一年来中国啊，是不是这才算是中国计算机产业开放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