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名叫杨常全，1937年12月生于合川县龙市镇，家境贫寒，12岁丧父，16岁丧母，未上过学，在1953年到1956年的乡村扫盲运动中读过两三年的扫盲班，能认些字，但不能写。

1958年12参军，编入成都军区步兵第2团（代号3478部队），1959年4月开赴四川甘孜州平叛，参加了色达战斗和新龙县的平叛战斗。1961年10月，2团调防西藏那曲地区，驻索县，1962年9月整编成3个独立营。我父亲所在的营称西藏军区独立14营。此时，父亲已是14营4连2排6班班长。

西藏1959年的叛乱经过几年的清剿，叛匪应该基本全部肃清，但是并不排除极少数仍藏在大山深处和无人区，解放军和地方公安机关也一直在收集信息和开展侦查、侦捕工作。1963年上半年那曲军分区得到消息，藏北无人区有一股二三十人的叛匪活动，偶尔出来抢粮抢牲畜。分区命令独立14营进剿。因为可能有被裹挟的群众，方针是尽量劝降。1963年3月，营部带领4连和6连移驻无人区南部的申扎县。

藏北无人区面积6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气候干燥，寒冷，空气稀薄，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芜人烟，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一线部队基本上是一半执行剿匪任务，一半搞运输保障、驻点服务和休整。总的来说，补给重于战斗。这次剿匪基本上是4连负责一线搜剿，6连负责守点和后勤。因此4连北进，在班戈湖的硼砂厂附近建立前进基地。硼砂厂代号382，是解放军抽调1500多人于1959年10月组建。

虽然4连负责一线搜剿，但只有三分之一人员负责直接搜剿，三分之二负责补给、联络和守点等。5月初，以3排为主，带上连部的电台以及卫生员等，共约40人组成战斗小分队，由指导员带领深入无人区，在藏族向导和支前民工的帮助下搜索剿匪。2排则在班戈湖西北一百多公里处建立粮食基地搞保障。1排跟随连部驻扎在前进基地。战斗小分队深入无人区深处不久，连部又以6班为主组成了一个小型的战争小分队，由副连长带领在无人区南部进行了两个月的辅助搜剿，没有发现目标，7月中旬回到粮食基地。不久，战斗小分队与分区指挥部和营部失去联系。指挥部分析认为不大可能是遭到毁灭性袭击，无人区的小股土匪没有这个战斗力，估计是电台坏了，同时也该送粮了，于是派人送来一部电台，决定由连长带一个送粮小分队前出寻找并送粮。送粮小分队又是以6班为主，他们首先向战斗小分队失联前所在地的无人区核心地带巴毛穷宗区域开进。

粮食基地到巴毛穷宗直线距离约400公里。无人区没有公路，不仅不能用车，连马匹也不多，无论是战斗小分队还是送粮小分队，都是徒步行军，牦牛托粮，少量马匹托装备或特殊时使用，行动缓慢，正常情况下送粮一个来回需要一个多月。送粮小分队走到预定区域后没有发现战斗小分队，于是开始寻找，很多天都没有结果，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决定往回找，认为他们电台坏了、粮食断了应该往回走。于是往回找，几天后就发现了有大队人马路过的痕迹，如燃烧过的牦牛粪堆，还比较新鲜的人畜粪便等，巡着痕迹追了两天后发现人畜粪便更为新鲜，断定战斗小分队就在前面。又追了两天，发现了还有余温的火灰堆，连长就把望远镜交给我父亲，说：“你带3个人骑马去追。”他们骑马奔跑在光秃秃的藏北高山平原上，远远的向一个有点凸起的山岗奔去。一两个小时后，在山岗上，父亲用望远镜瞭望，隐隐约约看到了一对人马牦牛，看不清服装，从规模来看应该是战斗小分队，但也不能大意，土匪也是人马牦牛在流动，于是父亲向天空连续放了几枪，一则告诉后面的小分队，他们发现了目标，二则试探前面的人马，如果他们逃窜则很可能是土匪。枪响过后，他们继续向前，再望，就看清了军装，没错，就是战斗小分队。草原辽阔无边，马也跑不快，看得见也都跑了两三个小时才跑到。其实对方也在瞭望、确认。当他们肉眼可见时就开始不停的挥手，到见面时那亲热劲就甭提了。

到了营地，父亲发现，战斗小分队非常狼狈，很多人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形容消瘦、精神萎靡。一些人有气无力的说：“你们怎么才来啊！”原来他们已断粮47天，饿得两眼打旋旋儿，靠打野马、野羊、野牦牛等充饥，或者直接杀自己的牦牛。天天吃这些，有些人开始拉肚子，止不住，真的快不行了，所幸未断盐，都挺过来了。送粮小分队赶着牦牛跟过来已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大家立即分粮，埋锅煮饭。说也奇怪，或许是战士们个个年轻，生命力顽强，几顿有滋有味的饭一吃，战斗小分队就精神了，拉肚子的也不拉了。于是，根据上级指示，战斗小分队继续执行没有完成的任务。

在无人区行军非常辛苦，不仅缺氧乏力，天气也变幻莫测，刚才还是朗朗晴空，一碧如洗，忽然间就乌云翻滚，随即又下起冰雹来。六月飞雪是常见现象，有时，一天可能是又下雨又下雪又下冰雹，还有可能下好机场。冬天，寒风夹着雨雪冷得要命，马和牦牛都停步不前。送粮小分队回到基地已是9月中下旬了。

10月底，父亲又独自带领六班送粮，并在无人区深处一个湖泊边上建立前线保障点，以便更加及时地为战斗小分队送粮。战斗小分队在荒凉寒冷的无人区到处游走寻找，终于在12月中询找到了这股叛匪和被裹挟的群众，经过耐心细致的劝说工作，叛匪终于放下武器投降。

完成任务收兵时，正好遇到大雪，荒原上白茫茫无边无际。6班和战斗小分队从无人区深处一同撤回到连部，走了七八天的雪路。父亲的鞋子有点渗水，两个大脚趾冻坏，到连部时都乌黑了，连部卫生兵没有什么办法，简单包了一下转到那曲军分区后勤部卫生所。坐了三天的车到卫生所，卫生所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观察。有一天，一个卫生兵说：“可能好不了了，要不就锯掉。”父亲不忍，说：“再观察几天。”卫生所的条件比前方营地要好，又没有任务，还可以烤火，慢慢地，脚趾开始变红，又慢慢的有了知觉。就这样，我父亲在卫生所修养了大约一个月就彻底好了。

这次行动很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没费一枪一弹就完成了任务，得到了上级嘉奖，我父亲荣立三等功。但部队却是大费周折，同时也是大发慈悲，堪称菩萨行动。

1964年9月，我父亲被任命为6连2排少尉排长。此时六连仍然驻申扎县。2排在一个叫拉冲的地方守点。这儿略有人烟，相对敏感。因为偏远，排里配了一部小电台，有一个译电员，也称机要秘书，是排里最有文化的人。平叛结束后，形势比较平静，守点基本没有什么事情，主要就是搞点训练和一般的站岗放哨等勤务。

但我父亲在那儿却收获巨大，他向机要秘书学了不少文化。他对自己的学习进步是这样总结的：“当兵后部队继续进行扫盲，闲暇时还办过扫盲班，后来有下放干部到班里锻炼，利用休息时间也帮助没有文化的人扫盲、学习。首先，写信就有了进步，开始是请人写，自己说一句别人写一句，别扭得很，后来就自己写。当排长，单独在一个点，有电台，要经常汇报情况、接受指示，写电报，必须自己写，机要秘书只修改错字、错句，自己再审核定稿，交流中提高很大。后来，当指导员时要写总结，写退伍兵的鉴定等，都是必须自己写，不会写或不认识的字去请教，慢慢就进步了。再后来，看文件、写总结、作报告等，就基本不成问题了。”部队是一所大学校，确实是名副其实。

1966年上半年，父亲在拉冲守了一年半的点后提拔为副连长。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西藏也同时开始了人民公社运动。部队大搞开荒生产，开始是父亲带领二排在申扎县的文部区开荒生产，后来全连都过来了，分区一个姓王的副司员令还来坐镇了一段时间，开发了大片原始的土地，主要生产青稞和土豆。这应该也是无人区初始开发的一部分。部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真是名不虚传。无人区的开荒生产一直搞到1969年初，因西藏再次叛乱才停止。

随即14营奉命平叛，我父亲也升任指导员，和连长一起带领6连先赴比如县平叛，再赴聂荣县平叛，到1971年底结束。1972年5月，父亲提任独立14营副政委（那时，他们那儿的独立营不称教导员称政委），后来参加了格拉输油管线建设（又称“530”工程）。1977年8月，被任命为西藏军区独立通信营教导员，1981年年中通信营扩编成西藏军区独立通信团，又任团政委，1983年10月转业。

1985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自治区政府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他长期守卫边疆和建设西藏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