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60周年。而提起汉语拼音就不能忽略一个人，他就是在汉语拼音规则制定与实施推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

周有光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50岁之前，他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执教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

从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

85岁至今，他又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

他独立思考，豁达睿智。他的很多观点，清晰明了，能够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从金融学家到语言文字研究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半文盲普遍存在，这对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发展阻力。要建设国家就要提高国民素质，扫盲工作必须落实。扫盲第一步，就是文字改革。

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精通四国语言的周有光，被邀请到参与文字改革中。

其实周有光本是经济专业，不过，他在青年时代便对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感兴趣，写过有关拼音文字研究的书籍。

1955年秋，周有光应邀出席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便留下，成为“文改会”第一研究室主任。

从此，中国少了位金融学家，多了一位语言文字研究者。

小字母大改革

文字改革中，识汉字汉语拼音的问题挡在了前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光是采用什么样式的字母，就引来各路专家争执不休。

最后，周有光提议采用拉丁字母，也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26个字母。

周有光在1954年完成的《字母的故事》，略述世界古今字母历史，提供选择字母的参考，就为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起到积极作用。

他认为，拉丁字母是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无论是在字母的形体上、语音的表示上，都有巨大的优势。

这项提议通过后，三年的时间，周老为汉语拼音的研究付出大量心血。

他带领专家们，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推敲、试验，为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定形、定音、定序、定量，精心编订了《汉语拼音方案》。

他约请妻弟张定和谱写《拼音字母歌》，用于儿童之间的传唱。三到六岁的儿童，很快便能学会拼音字母歌。

除此以外，周老还写过《单韵母儿歌》《声母儿歌》等多首诗歌，利用音乐和节奏，简化学习拼音记忆拼音的难度。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同年，汉语拼音成为全国小学的必修课。

到此阶段，全国扫盲工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晋南小城万县，一般农民15－20个小时就能掌握拼音，100个小时就能识字1500个。

1982年8月，“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决议，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文的国际标准。这是该方案发展成国际标准的重要里程碑。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就是周有光先生。

拼音不是小儿科

对于外界的赞誉，周老生前一再否认自己是“汉语拼音之父”： 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的拼音成果，我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周有光从来不后悔转行做语言工作，他一直为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感到光荣。

他曾对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静思录》的责编廉萍说：“你看，小保姆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我的拼音。老伴90岁学电脑，也要学拼音。”

很多人把搞拼音当成是小儿科，2004年12月，在一次有关比较文字学的讲座上，周老对其做出了回应。

“它是小儿科，但是很重要，今天如果没有汉语拼音方案，你出国去想印一张名片也发生困难。”

周有光的孙女上小学时有一次对他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文改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不就是个0嘛？”

周有光却认为“既来之，则安之”，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就认认真真做下去。

就像他常说的这样：“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

教育是使人脱离蒙昧，教育从语言、文字开始，正是有无数周有光先生如此的大家，一丝不苟地“拓荒，做好“小儿科”的事儿，才有同胞摆脱野蛮，走出文化荒漠的今天。

教育要给孩子留空间

周有光从自己的求学经历中得出了很多经验，对教育有自己的观点。

他很感激自己年少时老师对他的兴趣的培养，曾多次强调宽松的教育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要给孩子留有空间，这样他们的兴趣必然会自由生长。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一定要轻松才能学得好，紧张是学不好的;不是压力越大就学得越好，压力太大学习效果就不会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我主张教育要提供宽松的环境，我们当时的老师强调兴趣，认为没有兴趣是学不好的。兴趣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外来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个人一定会有某种或某些兴趣的。必然的兴趣同偶然的机会结合，就能成就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