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室主任

六问六答：黄昱宁

黄昱宁，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供职于上海译文出版社，现任该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编审，兼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出版专业硕士生业界导师。

作为外国文学编辑室的管理者，黄昱宁一直致力于提升译文社在外国文学领域的影响力。自其在2006年上任以来，文学编辑室的产品线更为整齐集中，古典、现当代、流行小说三大板块齐头并进。近年来，文学室每年都有优秀图书获得重要图书奖项，如《莎士比亚全集》（诗体版）荣获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奥登诗选》和《悲伤与理智》获得在全国读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殊荣，《挪威的森林》、《夏洛的网》、《相约星期二》和《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刺杀骑士团长》、《石黑一雄文集》等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近年来，译文社在外国文学市场上逆势上扬，其市场份额始终保持全国前三位。从2017年底开始，组建团队与得到APP的“每天听本书”合作，成为其外国文学类别的主要内容提供者。

除编辑工作之外，黄昱宁也从事文学翻译及创作，并以众多作品在出版界、文学界赢得良好口碑和影响力，同时也大大有助于其在出版工作中发挥影响力，团结作译者队伍和社会各界的力量。黄昱宁的译著包括《甜牙》、《追日》、《在切瑟尔海滩上》、《崩溃》《庭院中的女人》、《捕鼠器》、《螺丝在拧紧》等，创作作品包括随笔评论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和《假作真时》等，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中篇小说《呼叫转移》、《三岔口》，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幸福触手可及》、《千里走单骑》等，2018年5月即将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八部半》。获2008年上海出版新人奖；2010年获上海书展最有创造力的编辑；2011年上海翻译家协会“翻译新人奖”；2013年“百道网”首届“中国好编辑”以最高票数获得文学类第一名。2016年获得浙江传媒“春风阅读盛典年度金翻译家奖”。

您最近在忙什么？

今年，我工作了二十一年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四十周年。要忙的事情很多，主要当然还是忙着出一批好书。村上春树的最新长篇《刺杀骑士团长》，阿特伍德创造了文学和影视界现象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以及去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的作品系列，等等等等，都够我们忙一整年的了。当然，与得到App的合作一直在持续中 ，文稿的撰写和打磨，与合作者的沟通，都成为我的日常工作。此外，我自己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最近也在忙着定稿。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合作的？

去年年中开始聊合作，第一篇《傲慢与偏见》在8月30日上线，目前已经上线了三十本。

如何定义和选择外国文学的经典故事？目标群体是谁？听众多吗？

选书确实需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文学地位够不够，在读者群里的知名度够不够，就“故事类型”而言是否具有典型意义，故事内容是不是好看，作家的国别、时代、类型是不是有足够的多样性，我本人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是不是有足够的把握，其中的部分作品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来帮我一起撰写解读的内容——这些因素都要综合考虑。这是一个会长期经营的项目，因此，有些很重要、我自己很喜欢、但目前看起来条件还不成熟的作品会暂时放一放，但我希望最终都能一个一个完成。得到App对目标群体的定义是：爱学习、有上进心、对知识有渴望、希望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来获取知识的终身学习者，不管他身处大城市还是小乡镇，是创业者还是公务员、白领，都是他们的用户。目前上线的三十本图书，累计听众人数是两百多万。

在目前制作的每天听本书中哪一本是最难介绍的？25分钟能讲清楚一本书吗？

其实每本都有难度，不同的难法。如果单纯以小说的容量和文字难度衡量，《战争与和平》和《白鲸》都属于难啃的骨头。每本的解读标准时长在25分钟~30分钟之间，也有几本做成了一小时左右的加长版，比如《战争与和平》。至于是否能在这点时间里讲清楚这本书，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考虑了。首先，当然，收听短时间的音频节目，效果不能与你一字一句地阅读相提并论——实际上，没有什么能代替真正的阅读。其次，打个比方，经典文本是栋大宅子，我们的音频节目是给你提供一些进入的路径，给你打开几扇门，几扇窗，送你一张导览图，帮助你走进去以后不虚此行。我尽力要做的是，把这些门窗勾勒清楚，把这张图画得尽量准确。

您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翻译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您的日常工作是怎么的？

首先，我们打卡上下班，并不像通常想象中的“文化人”那么潇洒自在。我的日常工作非常细琐，从选题的讨论、版权的谈判、书稿的一审二审到大大小小与印制和营销有关的事务，都要处理。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一个专业的、走高端路线的、但市场化程度又比较高的出版社，我们的工作既是文化，也是商业，每天的工作都牵涉到如何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的创作、翻译，包括与得到App合作，都要在工作之余展开，所以，我最大的苦恼，就是时间真的不够用。

您觉得传统出版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巴黎圣母院》里有一章，叫“这一个必将扼杀那一个”，看上去与整个故事线没有直接关系。在那章里，雨果把印刷业和建筑放在一起说，痛心疾首地感叹，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建筑本来具有重要的记录历史的功能，但印刷术普及之后，这个功能实际上就消亡了，只剩下美观和实用的功能了。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前几年也曾经痛心疾首地说，即使以最乐观的心态预测，只要再过二十五年，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将成为只有少数狂热信徒膜拜的异教——“也许要比现今读拉丁文古诗的人多一点点。”我们可以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看。就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感叹印刷术令建筑记录历史的功能全面消亡一样，罗斯认为必将摧毁小说的是大大小小的“屏幕”。这些屏幕让获得信息和故事变得那么容易，那么支离破碎，以至于将来我们会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群体，能在一长段时间集中精力投入阅读。”如果说，传统出版业存在危机的话，那么，介质的更替可能只是表层，更重要的是“阅读”这个行为，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会不会发生本质变化。如果会，那么这个拐点何时到来。对此，我没有能力预测。不过，我挺庆幸，在我的时代，我本人还拥有深度阅读的能力和乐趣，并以传统出版为主业，至今乐此不疲。

如果您对黄昱宁的报告“重述文学经典：“得到”一个故事的可能性”感兴趣，请光临2018年6月1日的故事驱动大会，与她现场交流。故事驱动（StoryDrive）是以全媒体为关注点的国际性专业盛会，汇集国际全媒体领域的精英及先锋人物，为展示及探讨新观点、新热点、新潮流提供最佳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