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的重量下

——改变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的开端，有一个光明的预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标题为《光明的中国》。

这年的12月18日，星期一，瑞雪纷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历史至此转向，短短五天会期，中国向更光明处去。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而使命呼唤担当，一个始终怀抱伟大复兴梦想、把人民系于心间的政党，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带领民族走上正确光明之路。

温故1978万千心灵解锁

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万千沉默心灵，已为聆听做好准备。

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邓小平发表讲话，台下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听着听着热泪盈眶，他只能使劲仰起头，以免泪水打湿桌上的文件。讲话中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如春雨般滋润了数千位代表的心田。3月31日的闭幕式上，郭沫若因病无法出席大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虹云朗诵了郭老的书面发言《科学的春天》，刚念几句就被台下如潮的掌声打断，几乎念不下去。

新事物如春雷，惊醒桎梏的心灵。也是在春天，“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副总指挥陈忠实，晚上在麦秸作垫的集体床铺上，读到了《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是《班主任》的开篇第一句，在那个年代是如此离经叛道又趣味盎然。陈忠实读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创作可以当做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了！”此时，距离陈忠实着手创作《白鹿原》，还有整整十年光阴。

那个春天，所有刚刚觉醒的文学青年都要从头补课，因为当年4月份，中外文学名著才开始陆续解禁，十年无书可读的日子结束了。北京的各大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队，首日发售的书并不多，大致是《曹禺话剧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艰难时世》《易卜生戏剧集》等几种。也在这一年，北京人艺开始旧戏复排。6月6日，第一台复排的戏《蔡文姬》启动售票，规定每人最多买四张，购票的人潮挤塌了当时首都剧场的南墙。曹禺话剧《雷雨》复排的时候，56岁的胡宗温出演“四凤”，观众如痴如醉，根本没看出她的年龄。这位好演员从1954年就演过这个角色，却被迫告别舞台多年。

八个样板戏的时代终结了，更多人甚至开始接触到了“内部电影”，北京各大部委好多礼堂都放内部电影，票是免费发的，从来一票难求。日本、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影片都有，连美国电影都有，最经常播的两部片子是《魂断蓝桥》和《鸳梦重温》。也开始有了文艺演出，主题一般限定在批判“四人帮”，可只要歌唱家郭兰英一唱起怀念周总理的歌，全场都热泪盈眶。

新电影也终于能上映了，1978年最热门的电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黑三角》。电影中，老艺术家凌元扮演的女特务以卖冰棍打掩护，潜入人民内部多年执意搞破坏，尤其是她躲在门后的阴险一瞥，吓得好多“70后”小朋友从此对“卖冰棍的老太太”留下了心理阴影。反差的是，影片主题曲为《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曲调优美、极富正能量，迅速传遍全国。演唱者叫李谷一，作为全国最知名的青年歌手，月工资是49元，此时的她正在为置办一台录音机而努力奋斗。

1978年，录音机开始被允许由探亲的华侨自港澳带返内地，但有严格的数量限制。很快，商业部组建了“赴香港考察小组”，行程中购买了1万台盒式收录机，采购价是每台93港元，运回北京后定价每台200元人民币，开卖的第一天，“人群挤破了柜台，不得不停止销售”。也就是在这一年，“邓丽君热”在大陆突然出现，北京、上海、广州开始有年轻人提着录音机在街头和公园里大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这让李谷一后来红遍全国之后竟要被冠以“李丽君”的称号。至于效仿李谷一气声唱法惟妙惟肖的其他歌手，则要被称为“李谷二”、“李谷三”。

不是只有流行音乐才能叫醒年轻人的耳朵。四川美术学院，学校的大喇叭在傍晚突然播放了舒伯特的小夜曲，让听到的学生几乎不敢相信，以至于“泪水夺眶而出，整个人几乎凝固了”。美好的东西总是能率先打破桎梏，一年后，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紧接着，小提琴家斯特恩、梅纽因和指挥家卡拉扬先后来华演出。

聆听让心灵解锁，1978年的前十个月，种种迹象都在预示着一场巨变正在思想深处酝酿。而一旦做好准备开始转变，即成燎原之势。

石破天惊历史在这里转弯

1978年11月10日，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这是此前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

原定的会期是20天，按当时惯例，会议工作人员要自己交纳会议期间的伙食费，定的是每天伙食费5毛，粮票1斤。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带好了20斤粮票和一点现金，然而，会议竟开了整整36天，导致工作人员不得不回家现取粮票参会。

会议前两天，议程按部就班、波澜不惊。谁也没想到，讨论进行到第三天，风云突变，历史的拐点到来了！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重点谈了六个问题。其中谈到“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毫无根据；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很严重，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批评。陈云的发言如石破天惊，“窗户纸”被捅破了，在随后的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的心里话喷薄而出，为受迫害干部平反昭雪的呼声高涨。紧接着，11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

公告的发表，在中央工作会上更是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潮，会议议程被彻底改变了，随着关于在真理标准等问题上的几次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11月25日，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率先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思想解放了，工作会变成了思考未来新工作路线的论坛，很多未来的深远决策，在这次会议中都能找到思想雏形。西北组大胆提出，整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习仲勋作关于广东建设的工作汇报。他说：“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在变革伊始，习仲勋就在为困境中的广东省努力赢得中央的政策支持，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