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司法部街高检院
后面门窗就是三甲班的教室
尹西林
电车铃铛
司法部街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老街,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建设人民大会堂,于1958年8月拆除了。司法部街南北走向,南起西交民巷,北接长安大街,长二里许;有轨电车沿街而过,乃是连结前门与西单的唯一交通。电车有两种:一种是带拖车的老式电车,还有一种是解放后生产的单体瘦型电车。老式的一般是黄颜色,新式单体车一般是深紫色的。
电车司机站在车头左边,一根磨得发亮的活动铁管儿把司机与乘客隔开来。司机是站着开车的,手握一只车速摇把,脚踩着铛铛车铃。老北京给有轨电车取名曰“铛铛车”。电车顶上安着一长方形弹簧铜杆与一单根电线相接,电工称之为接火线,铁轨充当地线。夜里,电车行驶在高低不平的路段上放出的耀眼电弧,是孩子们极深的童车记忆。
电车两侧有两排纵向的长木座,车顶固定着两排扶手,像当代地铁列车。当年的电车售票员是不允许坐座儿的,一律站着售票。他们用黄色翻毛牛皮售票包,黄皮包的外缘是一个被磨得发亮的铁夹子,皮包里面放着一个木板,上面订着各种价码的电车票。不管车内有多少乘客,售票员总能麻利地用红蓝铅笔把乘客的下站代号画在票上。
一次看文献照片,发觉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黄敬同志站在这种旧式电车上发表抗日救亡演说。电影《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也是攀在有轨电车上,举着旗子宣传抗日。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口不足二百万,平日的马路上显得空空荡荡,电车里有的是座位,乘客绝可免受“沙丁鱼”之苦。
司法部街路宽人稀,驶出大栅栏的电车一进这条街,常能听到电车司机们用脚轻轻打着拍子,得意地踩着点。那有节奏的铃声常常惹得孩子们上课走神。
高检、高法、司法部和司法部街小学,四家占踞街整个西侧的绝大部分。三十多年前,我曾去北大南燕园拜访侯仁之先生,老教授指着明清两代的北京地图告诉我,司法部街在明朝时是前、后、左、右、中五军督门;清代则为太常寺所在地;1906年,清末立宪政改,在此建立了掌管司法审判的大理院,它是由德国人设计的现代型宏伟水泥建筑。这座鸟瞰为日字形的建筑,自民国以来为北洋、民国、日伪和新中国历代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这条街于是取名曰司法部街。我的父母是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部,我家曾经在这个建筑的大院里生活了五年。
庄严雄伟的高法大楼屹立于司法部街的西侧,巨大的石狮傲视东方,威武的解放军警卫持枪肃立,给这条古老的大街染上了一层庄严肃穆的气氛。
街的东面则是大片民居。现在,我打算驾驶着“神游”之舟,载着您由南向北“光顾”各处,去追忆当年司法部街的风土和人情。
“花将军”
街的最南面是司法部街小学,它是我的母校,位于原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西边半里处,乃是本世纪初建立的一所小学。校园里,整齐的教室和走廊环绕四周,中间是个正方形大院,灰色花岗石台阶镶嵌四周,院内铺着清一色的白瓷砖,它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日晒雨淋竟无一块损坏。
瓷砖大院是女生跳猴皮筋、丢包、夹包、跳方块的乐园;临街大操场是我们男孩淘气的天地。下课铃一响,操场上就开了锅:踢足球的、跳高的、跳远的、荡秋千比赛谁从坐板上跳下来飞得最远的。最热闹的是在北沙坑摔跤,小男子汉特别崇拜当年天桥的摔跤大王宝三大叔,课间仅有十分钟时间也要去沙坑学着宝三扭打较劲儿,直滚成土孩儿,方才罢休。
有趣的是,在这男子汉搏击的操场上,我们班里曾出过一个假小子,这丫头不爱和女生们玩,专爱跟男生打闹。她跑得快,敢冲敢撞,球踢得颇有板眼,深得男生的敬重。这位“花将军”破例成了我们足球场上“特邀”主力。丫头顽皮诙谐,守门时放肆地展开裙子接球,充分发挥了女孩子的特有“优势”。女生背地里骂她是贱丫头,男生却把她视作球星。
二十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我从部队回京探亲。在4路环行公共汽车上,忽然听见一个女人轻轻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见是位一脸皱纹的中年妇女。我仔细端详着她,半天也没有认出来是谁。这位中年妇女见我认不出,便兴奋地说:“我是赵月花呀!就是贱丫头,你忘了?!”我猛地一捂脸大叫:“哎哟!"花子",是你呀!没忘,没忘!”若不是中国人的习俗困扰,我真想扑上去拥抱她——她是我童年时的球友啊。
车到石碑胡同,这条街是我们司法部街的“邻居”,我拉着“花将军”下了公共汽车,在马路边上就激动得聊了起来。我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还不是你眉心的那个麻子。你忘啦,那年在隔壁司法部机关大礼堂开联欢会,咱们班演《采茶扑蝶》,化妆时,我还给你描红点呢。那会儿,我们可羡慕你那个麻坑呢,女孩子家长这么个麻子,点上红,保管几天也掉不了色儿。所以我就试着叫声你的名字,只要你一回头我就保管没认错人。”您瞧,脑门上这枚讨嫌的麻子,竟让同学记了几十年,真让我感动不已。
瞅着“花将军”布满皱纹的脸,我吞吞吐吐地问:“现在,你怎么这么老?”“人老珠黄没人待见,是吧?”她说,还像小时候那样快人快语,她那嘴角一翘的瞬间,重现了“花将军”小姑娘时的稚气与豪气,蓦的把我带回到上世纪50年代司法部街的时间与空间,带回到追逐玩闹的足球场上。
我一边想着从前,一边听“花将军”唠叨自己“显老”的原因:“甭提了,天天奔西郊几十里外上班,给那仨死孩子折腾上,成了狗不理包子——满脸褶子了。”世界这么大,有时却那么小,在我们这个超级大都市里,谁能想象,如此微乎其微的数学概率,竟让我和我的儿时伙伴碰上了。
秋风吹落了路边的枫叶,片片红五星般的秋叶,落在我的军帽上,也撒落在“花将军”的头发上。我低声唤花子的外号:“贱丫头。”“嗯?”啊!这童年的密码,她接到了,她响应了,我俩仿佛一下子飞回到遥远的年代,降落在早已消失的司法部街。
我感叹道:“要是咱那会儿有女子足球项目该多好,凭你的球艺,准能选进专业球队。”“唉!我这辈子没那个福了!我们女人可不比你们男人呐!” 之后,我们仓促分手,再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花将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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