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创新导师甘洁教授)

历史的规律是，应用在哪里，哪里的技术会发展起来。为什么美国的芯片产业那么强？因为早期的计算机、后来的智能手机，都在美国率先发展起来。在中国，大疆无人机的崛起带动了一系列芯片设计企业的发展。大疆的图传芯片、GPS、电机、定位等都采用了自己的芯片，因为大疆愿意给国内IC设计企业机会，而相应的国产芯片也成为了大疆的竞争力。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创新导师甘洁教授也是大疆创新科技、李群自动化等高科技公司的董事，她与香港科技大学自动化技术中心主任李泽湘教授，一起在港深莞等地间成功孵化出大疆创新、固高科技等一系列高科技公司。2018年5月25日，甘洁在由长江商学院、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和UC-Berkeley工程学院联合推出的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课程首期班上分享了大疆的一个故事：一个瑞士的顶尖团队把大疆的无人机拆开，想照着做一个，但唯有一样搞不定，这就是图传芯片，而这个图传芯片是国内的一家芯片公司设计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因为中美贸易大战和中兴事件，全国人民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科技水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也在反思过去多年内那种大跃进式的创新创业。”甘洁强调，在中国做“山寨”的诱惑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企业所缺乏核心技术的积累。

中国智造的另一个样板是小米。甘洁认为，像小米这样的企业，有非常强的竞争优势，商业智慧、商业模式、执行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小米有点像沃尔玛大超市一样，它的产品没有特别强的技术含量，但能保证所有产品的性价比特别高，它采取的策略叫做平台，无印良品也是这样。中产阶级需要买牙刷、充电宝等产品，反正小米质量都是可以的，谈不上很多惊喜，但是至少不会让用户烦，所以就去买了。慢慢的，产品的回购率越高、黏性越大，就形成了平台效应。”

但是小米模式很难在中国的制造业中复制和推广开来，比如高端机床就很难圈到这么多的粉丝做平台。“商业模式与产品属性息息相关，要思考自己的产品属性，在产品属性的基础上构造商业模式。”甘洁强调。

说到高端机床，就不得不提到处于东北的沈阳机床厂。甘洁在去年一直关注高端装备行业，去年的时候因为沈机集团的问题，甘洁特意到东北去访问。沈阳机床2015年净利润-6.38亿、2016年净利润-14.9亿元、2017年净利润-5.88亿元，在沈阳机床（集团）提交的2017年度业绩亏损公告中，阐述的亏损原因主要是受我国制造业整体环境恶化、下游需求萎缩、回款不畅等影响，此外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传统机床产品盈利空间日趋狭窄等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

“我去看了一下，真的就心里很郁闷，其实东北的工业基础非常好，德国和日本的企业都在那里建厂。你到了东北那边的工厂，不用别人告诉你，你一看就知道哪个工厂是日系、德系还是国产，一看就知道。其次，如果抱怨行业不好、竞争激烈等，但是去看日本和德国工厂，订单都能做到明年，就是这样的冰火两重天。”

中国制造的出路在哪里？智能制造么？有专家指出，中国制造业要迈向工业4.0，必须先补工业3.0的课——精益生产，甚至是工业2.0的课——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IE）。工业工程的核心思想是优化流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日本能率协会专家三上展喜在80年代受日本政府委托，到中国推广应用工业工程技术，他认为中国许多企业不需要在硬件方面增加许多投资，只要在管理方式、人员素质和工业工程等方面着力改进，生产效率就可提高2～3倍，甚至5～10倍。

在制造业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定律，一个是“微笑曲线”，一个是“武藏曲线”。1992年，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了“微笑曲线”（Smile Curve）理论。微笑曲线认为，曲线左右两侧附加价值高、利润空间大，这包括上游的产品研发和下流的销售与服务等；而处在曲线中间弧底位置的加工、组装、制造等，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低，利润微薄。2004年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的所长中村末广，提出了与微笑曲线完全相反的“武藏曲线”，他认为真正最丰厚的利润源正是在制造环节上。中村末广发现，当制造环节对企业的价值贡献更为突出，且具有垄断性优势的时候，组装、制造阶段的流程有较高的利润，而零件、材料以及销售、服务的利润反而较低。

著名经济学家吴晓波认为，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比谁更高明，只是在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利润会在不同的环节被激发出来。而对于中国制造来说，微笑曲线和武藏曲线，两者都重要。微笑曲线强调抓研发、产品创新与销售和服务创新，而武藏曲线强调对制造环节的工业工程管理，两者都要强，才能找到中国制造的真正出路。

这就是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课程的由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创新的工程教育，能够真正培养做产品研发、有动手能力的工程师，这是打破山寨的第一步。我们也需要针对硬件的创新创业企业的商学院教育，培养懂工程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对于创新创业企业而言，也需要新型的孵化器，能够真正构建一个生态体系去支持孵化企业的成长。”

“把这三样整合在一起，就是智造创业MBA。智造创业MBA不是一个MBA，而是MBA+工程硕士+创业孵化器，这三样有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内部叫METI，英文对应Master、Entrepreneurship、Technology、Innovation，就是科技、创新、创业、硕士。”甘洁强调，智造创业MBA是第一个针对制造业前沿的创新创业而量身打制的商业院课程，也是长江商学院在整合全球科技创新创业资源平台上的一个新里程碑。

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的承载基地为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这是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大疆创新的董事长李泽湘主导发起的机器人产业基地，也是一个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还有一个学术伙伴，这就是著名的加州大学Berkeley工程学院。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致力于解决中国制造科技创新的三个挑战：提升技术、提升商业智慧、多要素的生态体系——用非常耐心支持和孵化制造科技创新企业的成长。

除了在中国做“山寨”的诱惑非常大导致很多制造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积累外，制造业本身的周期长、链条长、要素多，这意味着需要更多耐心以及多要素生态体系的支持。甘洁介绍，著名的戴森吸尘器，经过了近10年的研发、5000多次的迭代，而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希望能够推动类似项目在中国被更快的孵化。此外，因为技术积累的重要性，中国科技人才创业的时代到来了，但是科技人才普遍缺乏商业智慧和商业眼光。

“我们通过项目式教育，学员带着一个创新产品进入我们的课程。他们可能想做一个机器人，可能想做一个无人机。而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的课程体系，通过两大工具箱：科技工具箱和商业工具箱，来提升学员的技术和商业能力。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的科技课程可以与世界上一流的工程硕士媲美，达到了一流工程硕士的标准；商务课程在长江商学院课程的基础上，更加落地、用来解决科技创新创业中遇到的实践问题。”甘洁介绍。

为了更好的开发课程，从2017年初立项开始，甘洁带领团队走访了150个机构，包括孵化器、产业园、工程院校实验室和校友会、科技企业的前员工组织、各类科技媒体等，从其中找到了40多个可持续合作的机构，举办了30多场活动和讲座以及一个为期三天的创业营，跟进了1500多个潜在学员，最后成功招募到首期30个学员。

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首期班学员均具备超强技术背景，平均年龄35岁，大多数学员来自创新之都——深圳及其附近的粤港大澳湾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拥有核心技术的创新产品，但硬件创业周期长，市场验证和产品迭代的挑战多，从产品定义到走向市场之路艰辛重重。据介绍，这30个学员来自不同的行业，有从事底层技术，也有从事前沿AI、VR的团队，更有做伺服电机这样核心零部件的技术专家。“作为METI的主角，他们在过去都很孤独，我们好不容易把他们找出来。”甘洁强调。

大疆无人机的“孵化者”李泽湘教授，创办的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是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课程的创新导师和科技合作伙伴。李教授表示，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课程在工程方面的课程设计，吸收了他在工程教育方面的尝试和探索，教学方式也已在香港科技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以及东莞理工大学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

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课程在深圳发起，并在这里落地。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中的科研与供应链融合优势，在商学院项目中首个设立了实验室和机加工车间，让学员能在动手中，撬动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甘洁强调：长江商学院智造创业MBA项目是为了提升国家、民族的先进生产力，希望通过教育和产业的共同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到智造的飞跃。甘洁援引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力调查委员会1989年的一个报告，当时担心美国制造业的衰落，该报告认为“一国之繁荣维系于该国的先进生产力”。

在提及中国制造的前途时，甘洁表示像德日制造企业也是积累了两三代人了才有了今天，所以中国制造不能期待5年或10年就能达到太高的预期。但目前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应用在中国，应用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以前日本芯片的生产制造也是购买美国的设备，后来索尼等消费电子品牌的崛起，就开始做自己的芯片。“应用在你这儿，你就对下一代的研发、设计、参数有话语权。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装备公司能跟得上，这个行业可能就起来了。我的感觉就是要聚集一些人，大家能有共识，不要搞大跃进、整天提弯道超车，而是慢慢的来，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我们相信还是非常有前途的。”（文/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