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希望即将从北大毕业的学弟、学妹们，今后继续发扬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不忘母校的教育和熏陶、师长们的谆谆教诲，让母校的传统、精神和学风，成为大家未来继续成长和发展的养分，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请阅读。

以下为北大1958级校友、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首先，允许我谨向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各位学弟、学妹们致以热烈的祝贺！然后，谨向邀请我来参加隆重的毕业典礼的海闻院长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从事辛勤教育的各位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应海院长提出让我说说我自己的要求，请允许我以“不忘职责”为题，做简短的汇报。我成长于上海，1958年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求学，5年后大学毕业自愿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至今。

我想，在座各位可能都听说过敦煌莫高窟，有些同学可能还去过吧。作为千年佛教艺术圣殿的敦煌莫高窟和古代典籍宝藏的藏经洞，为世人展现了形象的和文字记载的佛教史；呈现了延续千年的壁画、彩塑、建筑、音乐、舞蹈、书法等多种门类的艺术。敦煌壁画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和唐代以前稀有的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画、花鸟画、故事画、装饰图案画；保存了中古社会广阔的风情民俗文化场景；展示了世界多元文明荟萃的历史画卷。毫不夸张地说，敦煌莫高窟，以其超越时空的非凡魅力，成为古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明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今天依然是当代中国精神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资源。

遗憾的是，莫高窟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一些洞窟已坍塌和破坏。现存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患有多种病害，并呈逐渐退化的趋势。

1963年我刚到敦煌，当时想得很简单，做好我的石窟考古本职工作就行了。可是没有怎么做，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刚结束不久，没有想到将我调到了管理岗位，让我担任副所长，从此，我主业是从事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兼顾石窟考古的业务。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5年。

管理，对我这个学考古的书生来说，是门外汉。尽管不懂不会，但面对既珍贵稀有，又面临危险的敦煌莫高窟的保管重任，我要求自己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力争做好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怎么办？只有学习！那时客观上不可能有机会让我出去学习，只有边学边干。我利用各种机会，如学习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文件、出国考察、参加会议、向老专家请教，特别是让我负责编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材料，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长期坚持边干边学，使我逐渐弄懂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的理念、法律和规则，逐渐开扩了视野，明白了要搞好敦煌，不能就敦煌说敦煌，不能就敦煌管敦煌，一定要站在国家和国际的高度，做好敦煌工作。

我认为管理者的职责，必需直面问题、想方设法妥善解决问题。我既然担当了敦煌莫高窟事业的管理职责，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前辈。文化遗产是一个专业性、社会性、政策性极强的行业，来不得半点马虎。凡遇问题，我坚持反复思考，调查研究，与同事们共同商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比如，改革开放过程中，一方面，社会上某些人将文化遗产误解为摇钱树，不懂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另一方面研究院面对开放，遇到新工作，亟待规范。我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要制订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的建议。在省人大、省政府的支持下，制订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与国内外专家合作制订了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这样，我们可依据专项法规据理力争，说服和抵制不符合法律、法规的种种所谓建议、要求和压力。根据保护规划制订的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管理目标、对策和措施，规范了研究院在这些方面的行为。总之，保障了莫高窟的依法、依规管理。

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机遇，我为加强国际合作做了一些努力，敦煌研究院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的保护理念、保护技术和保护方法，提高了自身队伍的科学保护水平，逐步建立了壁画抢救性保护的科学技术体系，有效保护了大量的珍贵壁画，同时也保护了莫高窟周围赋存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更主动的保护方法，即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初步建立起预警监测的预防性保护科学技术体系。

又如，壁画和彩塑的自然衰老和退化，人力无法阻挡，照片和录像档案也无法永远保存敦煌艺术的信息，这些难题和敦煌石窟未来能否继续保护和保存一直苦苦地困扰着我。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从“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中得到启示，经过反复试验，在上世纪末，敦煌研究院开始实施敦煌石窟群的每个洞窟及其壁画和彩塑全部数字化的工程，建立起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只要管好，就能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敦煌艺术的目标。

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形成的数字敦煌图像资源，现在研究院不仅用来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服务；还使在洞窟里的敦煌艺术走出洞窟活起来，在国内外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向全球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充分运用新媒体、网络平台、手机APP等方式传播展示敦煌艺术，使古老的敦煌艺术与现代技术相融相通。

又比如，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出现对文物保护不利，对游客参观也不便的难题。我冥思苦想如何应对？经过不断探索，研究院开展常年检测洞窟的日游客数量、窟内相对湿度、温度、二氧化碳等微环境变化，研究洞窟环境因素和壁画病害之间的关系，同时开展了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根据检测研究的科学数据，提出改变莫高窟旅游开放参观模式。在国家支持下，兴建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研究院建立起“前端数字电影体验+ 后端实体洞窟参观”的新型模式，以及科学的预约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让到莫高窟参观的游客对敦煌艺术有更好的体验，同时减少了洞窟压力，莫高窟文物也能得到有效保护，实现保护和利用双赢。

再比如，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根本。我经常思考，如何在敦煌莫高窟这个生活条件艰苦的山沟里留住人才？研究院在用人制度、工资薪酬、职称评定、继续深造、研发平台、生活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进。目前研究院形成了一支文史、艺术、理工、管理多学科结合的人才队伍，为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科学管理，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几十年来，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在敦煌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至于我个人的成长以及为敦煌所做的一点事情，绝不是我一人能够做到，首先，要感谢北大的培养、教育，和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又是因为遇上了好时代，得到丈夫的大力支持，研究院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帮助，以及依靠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最后，我希望即将从北大毕业的学弟、学妹们，今后继续发扬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不忘母校的教育和熏陶、师长们的谆谆教诲，让母校的传统、精神和学风，成为大家未来继续成长和发展的养分，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

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