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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司 晨 哲学系2016级本科生

摄 影

滕 达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5级本科生

火焰、玻璃管、通入的气，在谢昌昊的操作下可以发生一场复杂的“反应”。“产物”则是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化院”）实验长链上的起点——玻璃仪器。

谢昌昊是北大化院的吹玻璃师傅。进入院楼B区，穿过一楼走廊，最里面的一间就是他工作的玻璃室。加工设备的声音持续地穿透墙壁，内屋的天花板四周已经肉眼可见的发黑，谢昌昊坐在玻璃加工台上，攒动的火焰、喷薄的气体与逐渐变软的玻璃融为一体。此刻，他宛如一个造物者，双手翻腾间赋予玻璃以形式。

这些有着复杂构造的晶莹玻璃，折射出谢昌昊在北大的47年。

手艺

1970年，谢昌昊刚刚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北大做学徒，学习吹玻璃。在这之前，他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行当，“那年代没有选择，安排你干什么就是什么”。

当时在北大内，主要的理科院系都有校办工厂，化学系的工厂分为电解锂、多晶硅、稀土、聚风四个车间，车间的四个领域几乎概括了当时北大化学学科的基本形态。 谢昌昊就在这个时候进入多晶硅车间，跟着邱云祥、马玉堂、胡宝元三位老师傅学习吹玻璃，他们的技艺“都是京城吹玻璃数一数二的”。“师傅”的称呼被谢昌昊延续至今。

当学徒的头一年，三位师傅教他基本功——吹、拉、弯、接。需要多少料从玻璃管材上取下，拿住放在火焰上烧融。拉，拉出一根细丝，迅速冷却后方便手持；吹，向玻璃中吹气，为玻璃塑形；弯，弯折玻璃，控制吹气的量从而构成圆润的弧度；接则是把不同的器件接在一起。

刚看师傅做玻璃，谢昌昊觉得“有兴趣”，等到上手的时候，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学习基本功的一年里，他常常被玻璃烫手、烫嘴，玻璃锋利的边角一不小心就在他的手上、嘴上留下口子，“当时，手上没有一天不裹着胶布的”。

“困难啊，那多了去了。”

他记得当时有个实验室要求做一个5000毫升的瓶子。谢昌昊把瓶子放在火焰上烧完拿到嘴前吹，由于瓶子口径过大，边缘离胳膊很近。尚还年轻的谢昌昊因为嫌热早早脱掉了工作服，身上只穿了一件背心。顷刻间，炙热的玻璃把胳膊上的肉“都烤熟了”。胳膊的一大片在次日全部变黑，灼伤的疼痛也开始发力。

除了困难，吹玻璃需要“悟性”。师傅手把手教会基本功，接下来制作复杂的玻璃仪器就需要“自己体会”。吹玻璃的工艺复杂，例如吹拉弯接中的接，就分为环形接、点接、对接数种，烧的时候有一下成型的，有一点点烧圆滑的，每一项工序都有讲究。师傅往往不允许徒弟在旁边紧紧看着，也不教给徒弟“这应该怎么做”。谢昌昊就在师傅做的时候，在“看一下”的工夫里记住种种细节——火焰用到什么高度、怎么固定、用的什么方法，这些“都要一眼看出来”，然后再“自己琢磨”。

学了三年，谢昌昊每天消耗的管材达到八公斤、十公斤，体制下事业单位享有的红利在管材上显示出来——比起工厂掐头去尾、严格对应用料的给料法，配给北大的玻璃常常一卡车一卡车地运来。反反复复中，谢昌昊在校办工厂中练出了吹玻璃的手艺。

去留

1978年7月，周培源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应该让学校成为教学的地方。由此，教育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部分理科院系的校办工厂陆陆续续解散。工厂中的人能分配的被分配到各个系的基础岗位。70年代和谢昌昊一起来到校办工厂中的还有三个学徒，师傅觉得谢昌昊“有悟性”又“肯吃苦”，于是只把他留了下来。

化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逐渐恢复，玻璃仪器大多出于老师的需要“私人订制”。“异型”的仪器制作过程复杂、时间长，对于吹玻璃的师傅也是一种考验。谢昌昊往往需要画出规整的草图，反复确认尺寸的细节，制作零配件时在接连处仔细考量。玻璃仪器整体的构造设想在谢昌昊的脑中被拆成一个个等待组装、恰接良好的积木，然后在吹玻璃这一几乎不可逆的过程中成型。

在玻璃室中师徒制依旧延续，谢昌昊的位置也从“徒”到了“师”。

一些熟人带着两三个人来到玻璃室，请谢昌昊“帮忙带带”。谢昌昊首先便观察学徒能不能拿得住烧熔的玻璃。玻璃越烧越软、越烧越细的过程中，如果学徒能把玻璃仍然置于手的掌控之中，往往就过了进入吹玻璃行当的第一关——“悟性”。眼睛的观察、手对玻璃与火焰的灵活操作，以及脚对开关的掌握，谢昌昊一看就知道学徒的手艺怎么样。

然而好多学徒过来“比划比划、试探试探”，觉得太苦、噪音太大就放弃了。在谢昌昊看来，也有一个孩子“有点悟性”。但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大潮涌来，自由择业取代了传统的分配制 ，学了吹玻璃面临的可能是没有单位接收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关村电子市场崛起，收入是在学校工作的好几倍。相对于学校“辛苦，又只有这么点报酬”的工作，中关村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学了仅仅半年，这个学徒便投身到了涨潮的电子商业中。

谢昌昊也动摇了。

谢昌昊真正产生离开的想法，是在1983年前后。当时国家进行工资改革，将技术工全部纳入辅助工，学校中只分“教授”和“工人”两档，“工人”不再分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这一改革一下子给谢昌昊带来生活的落差——在此之前，谢昌昊所在的工种享受的是教授的待遇，而之后他被划入工人行列，只能按照工人的待遇走，“一下就差别开了”。

但到了1985年，国家再次提出要重视技术工人的培养，这一信号又将谢昌昊拉了回来。当时师傅告诉他，技术工人的工资待遇之后可能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伴随着这一期待，他留了下来。

到了1988年，“恢复工资待遇”的承诺仍未兑现，谢昌昊再次想离开玻璃器材室。然而恰好又赶上了“运动”，人事手续的办理工作全都停顿。师傅听说谢昌昊要走，也使劲劝他留下，时任化学系主任的张榕森、器材室的主任齐引忠也一再地挽留谢昌昊，“赶明儿就只剩四个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向纵深处推进，热度有增无减，谢昌昊则选择了留在学校，留在化院的玻璃仪器室中。

然而平稳的工作生活再次翻起浪花。

2002年，国家减少行政开支，将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中的服务性工作推向社会，后勤的工作全部外包。玻璃仪器的制作也要撤掉，“在社会上解决”。当时各个单位系属的复印室、电器维修工等已经全部离开学校，然而出于化学系老师对玻璃仪器的需要，这项工作才得以保留。

47年

随后的20余年，谢昌昊在安稳的工作生活中逐渐累积工艺的经验。1985年，他开始管理玻璃仪器，将做过的仪器全都绘制在本上。他觉得，万一老师、学生现在使用的仪器损坏又无法修复，还能找到以前的尺寸重新做。如今，这样的本子已经画满了三个。

化院仪器的变化也浮现在铅笔精确而陈旧的勾勒之中。翻到本子中间几页排列着的多个同位素仪器图纸，谢师傅说道，“这一段时间就做同位素的实验特别多”。谢昌昊看到图纸就知道仪器属于哪个领域、要用来做什么实验，他熟稔地指着本上不同的仪器类型，“这是做有机的”“这是做物化的”。

这份熟练也能为化院的老师提供帮助。不同专业的仪器各有不同之处，老师即使通晓本专业的仪器，也可能对其它专业的仪器不太熟悉。而当实验遇到瓶颈的时候，谢昌昊就能借用其它专业的东西，帮助实验者打开思路。

而时代的大转换中酝酿着化院更大的变化。谢昌昊作为一名手工吹制玻璃者，既参与其中，又被带离其中。

改革开放以来的化学科学研究刚刚起步，实验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瓶瓶罐罐”中完成的。如样品分析中加热、蒸馏、萃取的每一步过程，都需要使用玻璃仪器，如果得到的不是想要的产品，就要从头重复这个过程。出于对仪器的依赖，以前的老师常常在等仪器的时候，一天到晚泡在谢昌昊这里。谢昌昊提起曾经和他关系密切的老师顾震南、李宣文等：“我们都是一起战斗过的。”

如今，随着质谱、色谱等大型仪器的引进与测量手段的提高，之前繁复的样品分析过程简化为放入分析仪器的一步，图像结果马上就可以得到，“比过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加之很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倾向于西方流行的从工厂购置仪器的方式，他们对玻璃仪器的依赖有所降低。

知道玻璃仪器室的人似乎越来越少，有时候，谢昌昊出门转一圈，发现周围老师的面孔已经变得陌生。

有时候有的老师找上来——网上买的仪器质量不过关，甚至拿回来就是坏的，从制作厂到买家的层层转手，使得问题的及时解决格外困难。老师问来问去问到了谢昌昊这里，他便根据实验的需要重新制作或是修改。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欧阳昆冰，曾在化院席振峰老师的实验室中负责玻璃仪器。在她看来，谢昌昊师傅“技术很好”。她在实验中用到的真空核磁管，由于是进口品，价格很高，但对于实验来说又是消耗品，常常不小心被摔断。老师反复叮嘱他们小心使用，“摔了之后没有办法抢救”。后来，他们找到了谢师傅，谢师傅则想到了办法将摔断的两截接了起来。欧阳昆冰之后经常请谢昌昊帮忙修仪器，“方便了我们很多”。

由于很多“异型”的玻璃仪器无法用机器大规模生产，谢昌昊仍然需要为部分实验室制作仪器。尽管如此，他仍觉得，“现在做的仪器还是简单多了”。

“三分手艺七分家伙”，因为在新建成的化院中没有了退火设备（用于消散玻璃应力的设备）等，谢昌昊的很多技术无法伸展开来。

谢昌昊刚来到北大的时候，化学系还在今光华管理学院的位置，留给玻璃仪器室的车间有170平米左右，高达7米，还有100多平米的库房，“是设备最齐全的时候”。之后化院搬迁，车间“原样挪到”了方正集团西南边。到了2005年，之前的三位老师傅全部退休，谢昌昊一个人占了这300多平米的地方。

而两年后化院重新规划，在东门外修建了化院新楼。2009年修好后，谢昌昊搬到了五楼一间房子，很多设备没有地方放，“不是报废就是处理掉了”。 随后谢昌昊又搬到了一楼一直到现在。一楼的房子只有20平米左右，没有设置天窗，这意味着烧石英的工作必须放弃——烧石英用的氢气难以排出，容易因浓度高于爆炸极限而发生爆炸，威胁安全。

谢昌昊提起仍然觉得有些可惜。他拿出曾经做的 “浮沉子”，它需要在不同比重的水中做到悬浮，“目前国内没有人能做”；以及自动淋洗装置等更加精巧、也更加考验制作水平的仪器。而此时，这些仪器连同其复杂的技艺，似乎都只能被锁在柜子中。

四年前，谢昌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然而因为化院对玻璃仪器的持续需要，仍然有老师和同学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比起退休之前，谢昌昊的时间还是多了些。他常常在下午工作结束后前去游泳，假期前夕，谢昌昊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趁着小长假出去旅游。但是正如他所说的，“还得回来”。

本报记者白晨雨、孙的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微信编辑｜应宗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