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不得“好死”—— 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中国各大城市在陆续发布幸福指数。

但这些发布很健忘——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经济学人智库对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后，发布了《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报告：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01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最常见的定义是：“主题是文章中通过具体材料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这个定义由来已久，似无庸置疑，但仔细想来，它似有片面之嫌。常识告诉我们：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这个定义只及“达意”（表达的基本思想），而不及“表情”，岂不为缺漏？或谓“达意”即“表情”？若然，岂不是说情感与思想等同？但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情感是与思维不同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的形式和外部表现的形式”，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内容。虽然思想左右情感，但情感也会左右思想。详而言之，在实际心理过程中，有时思想是主流，有时情感是主流，尽管二者不可割裂。美国的J.M.索里、C.W.特尔福德在《教育心理学》中指出：“当全部反应在性质上主要是情感反应时（主要是内脏的），观念性的期望与知觉的和概念的意义（主要是神经的）同样也可以成为全部反应的组成部分。”反之亦然。心理过程中思想与情感所占地位的不同，“外化”或表现为不同文体中主题类型的不同。在逻辑类文章中，是“理为主”，在形象类文章中，是“情为主”。文论上说的“辞以情发”就是指的后者情形。各种形象类或文艺类文章，旨（主题）在“表情言志”，“以情感人”（不同于逻辑类的“以理服人”）。写这类文章，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发乎情——“能憎，能爱，始能文”（鲁迅），终乎情——“情尽言止”。所以，为使“主题”或“主旨”的定义更有涵盖性，定义的中心词就应是思想与情感二者，即定义为：

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一系列精心选择、剪裁、并编织起来的具体材料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和倾向（倾向就是对生活现实的憎爱情感或态度）。

这样，定义对逻辑或形象类文章都适用。实际上，人们（例如语文教师）在分析、归纳一些文章的主题时，通常总是说：本文通过××（材料与表达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有的虽不写“抒发了××之情”，但那个“主题句”却是把理、志、情融为一体，包含“情志”内容的）。可见只言“思”不言“情”的主题定义，也与“主题”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的内涵不相吻合，而修改后的定义则可避免这一点。

将“主题”定义的中心词改成“思想与倾向”，虽只是一词之增，但由于它符合作文心理过程的实际，符合文章内容的实际，因而无论对写作实践或阅读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写作，尤其是文艺创作，正如黑格尔所说：“一方面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树立了“主题”是“最主要的思想和倾向”的深刻观念，将使习作者更自觉地用“两条腿走路”，更自觉地酝“情”发“思”，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激发。这就是“情感思维”。在“情感思维”中，情之所至，材料跃然，思如流水（联想和想象的纽带就是情感）。作家的经验证明：正是在情思激越时，妙笔才能生花，写出文情并茂的传世之作。即使是写逻辑类的论说文，也当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也还是要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如果把“主题”仅仅定义为“主要思想”，就会“暗示”人们去写所谓“零度风格”的文章。而“零度风格”的文章既不易写成，更不会打动读者（“零度风格”，zero style，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阅读呢？固然，阅读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评析，但首先要通过形象、情境和美感等去鉴赏。主题仅仅是“主要思想”的观念，会“暗示”人们将阅读的注意力投向理性分析，而忽视形象思维（不少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差，与他们自小就接受的“主题就是主要思想”这个定义不无关系）。其实，阅读应当交错地运用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领会文中情理相生的旨趣。鉴赏文学作品，既要借助想象（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相关联），又要借助分析、综合和概括（与“常醒的理解力”相关联），挖掘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所蕴含的哲理。这才能发挥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的整体功能。

定义的中心词何以用“倾向”而不用“情感”？这是因为“倾向”除含有“憎爱之情”外，还有“态度”、“趣向”等几个义项，即有更广的外延。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情感”的类型也各异。各种“思>；情”的文体（各种应用文、政论文、学术论文等），狭义的“情感”（憎爱之情）色彩并不浓，蕴含于文中的，主要是某种志向、愿望、态度或精神。而这些广义的“情感”，均可用“倾向”这一术语来指称。例如，一些学术论文，与其说内中蕴含一种“情感，勿宁说蕴含着一种“倾向”，一种执着地探索并证明真理的欲望、志向和求实精神。因为通常总是把“情感”理解为狭义的，所以用“倾向”可以使定义对各类文体都适用。

材料

常见的一个定义是：“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和表达主题的事物和观念。”严格地说，“事物”并不是材料：尚未反映到头脑中的“事物”不会是材料；已经反映到头脑中（或写入文章中）的“事物”，已是一种观念，一种关于“事物”的感性或理性的认识。这是唯物论的常识。与此相一致，人们有“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正确命题：“反映”二字，不独指文章的观点，也指其中的材料。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评价文中材料时才有“真与假”、“片面与全面”等标准。如果材料的外延包含与“观念”相对的“事物”本身，那材料（事物）就没有“真假”、“偏全”等区别了。所以，材料是“事物”的说法不能成立。

另一种有影响的定义是：“材料是从生活中搜集、摄取以及写入文章中的一系列事实或论据。”这个定义含有另一种毛病。“事实或论据”，显系分指两类文体中的材料：文艺类的材料——事实，论说类的材料——论据。但是，文艺类的材料不尽是“事实”（“事实”一般总是指对事物、现象、过程的直接反映，属于感性认识），也有与“事实”相对的“理念”（指思想观点，即理性认识）。例如，文艺作品中经常穿插一些引用先哲的话语或作者关于生活哲理的直接议论等，用以支持作品的主题。这一类材料，就属于与“事实”相对的“理念”。所以，用于分指的这个定义中的“事实”，实在缺乏概括性。若定义中的“事实或论据”不是分指，而是“概指”，同样不能成立：文艺文既然非“论”，其中虽有议论，也不宜称为“论据”；至于论说文，其中的材料固可称为“论据”，但“论据”与“事实”不是同一平面上的概念，而是属种关系的概念——论据划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两类。处于上下位关系的两个术语（“事实”和“论据”），用“或”或“和”连接都是不妥的。

行走在春天的路上，

总想修一座云水禅心的庭院，

你我，在春风里落座，

一起桃花酿酒，诗意煮情，

于时光的闲情中，

留给尘世一个个成双的剪影。

这一场，转山转水的遇见，

应是前世最美的约定，

你爱上我的临水照影，

我欣赏你的博大胸襟，

这一程，我们走走停停，

谁忍辜负春风十里柔情？

君可知道，每一颗星星的闪烁，

是我留给你的无声心语；

每一朵雨花的盛放，

是我写给你的季节书信？

只因身边有你，

我的四季总有花开途经。

纵然世界薄凉，

我依然活得幸福而深情。

我想与你远离尘嚣，种菊东篱，

把今生故事化为曼妙的浅唱低吟。

我愿与你以遗世的姿势，

把自己站成红尘别样的风景，

让每一个黄昏和黎明，

都见证我们爱的初心和长情。

春天，愿共你聆听花开的声音，

我们在平凡的烟火中相守，

卸去沉重的行囊，

将所有善念和慈爱唤醒，

把每一天都供养成含笑的光阴，

以凌波微步，赴一场最美的旅行，

如闲云野鹤，共享云淡风轻。

50太阳高高照，你勤奋有加且从不骄傲。月亮弯弯腰，你井井有条且从不迟到。白云朵朵飘，你潇洒美丽且大家赞赏。祝你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更比一天好！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02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

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

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

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

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所以，朱正纲现在更愿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关注的是这次开刀漂不漂亮，肿瘤医生则关注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03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我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但查理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了，再没迈进医院一步。

他用最少的药物和治疗来控制病情，然后将精力放在了享受最后的时光上，余下的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他们在人生最后关头，集体选择了生活品质！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

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一个人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家属会变得无所适从。

当医生询问“是否采取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患者的噩梦开始了。

为了避免这种噩梦的发生，很多美国医生重病后会在脖上挂一个“不要抢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时不要被抢救，有的医生甚至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这样“被活着”，除了痛苦，毫无意义。

04

罗点点发起成立“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时，完全没想到它会变成自己后半生的事业。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有一次，她和一群医生朋友聚会时，谈起人生最后的路。

大家一致认为：“要死得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不希望在ICU，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十几个老人便发起成立了“临终不插管”俱乐部。

随后不久，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

“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

“我希望让谁帮助我。”

这是一份叫作“生前预嘱”的美国法律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时刻通过简单问答，自主决定自己临终时的所有事务，诸如要不要心脏复苏、要不要插气管等等。

罗点点开始意识到：“把死亡的权利还给本人，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

于是她携手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创办了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所谓尊严死，就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陈小鲁一直后悔没有帮父亲有尊严地离开。

陈老帅病重到最后，已基本没有知觉。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插满了管子，就是靠呼吸机、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命。父亲心跳停止时，电击让他从床上弹起来，非常痛苦……

陈小鲁问：“能不能不抢救了？”

医生说：“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

当时，陈小鲁沉默了，他不敢做这个决定。“这成了我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了解罗点点和陈小鲁倡导的“尊严死”后，欣然填写了生前预嘱，申明放弃临终抢救：

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

2012年，李又兰病重入院，家属和医生谨遵其生前预嘱，没有进行过度地创伤性抢救，李又兰昏迷半日后飘然仙逝，身体完好而又神色安宁，家人伤痛之余也颇感欣慰。

“李又兰阿姨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罗点点很感动。

05

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英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排名第71。

何谓死亡质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英国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当面对不可逆转、药石无效的绝症时，英国医生一般建议和采取的是缓和治疗。

何谓缓和治疗？

就是当一个人身患绝症，任何治疗都无法阻止这一过程时，便采取缓和疗法来减缓病痛症状，提升病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让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完满有尊严。

缓和医疗有三条核心原则：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

英国建立了不少缓和医疗机构或病房，当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经无法治愈时，缓和医疗的人性化照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人权。

这时，医生除了“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症状的办法”外，还会向患者家属提出多项建议和要求：要多抽时间陪病人度过最后时刻。要让病人说出希望在什么地方离世。听病人谈人生，记录他们的音容笑貌。协助病人弥补人生的种种遗憾。帮他们回顾人生，肯定他们过去的成就。

肝癌晚期老太太维多利亚问：“我可以去旅游吗？”

医生亨利回答：“当然可以啊！”于是维多利亚便去了向往已久的地方。

06

中国的死亡质量为什么这么低呢？一是治疗不足：生病了缺钱就医，只有苦苦等死。二是过度治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尤其是后者，最让人遭罪。

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每天，他都会遭遇这样的请求。

他点着头，但心里却在感叹：“这样的抢救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在那些癌症病人的最后时刻，刘端祺经常听到各种抱怨：“我只有初中文化，现在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剧，每一集演完，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病人不但受尽了罪，还花了很多冤枉钱。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75%的医疗费用，花在了最后的无效治疗上。

有时，刘端祺会直接对癌症晚期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

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病床换上新床单，人离世了。

整个医院，刘端祺最不愿去的就是ICU，尽管那里陈设着最先进的设备。

“在那里，我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花那么多钱、受那么多罪，难道就是为了插满管子死在ICU病房吗？

07

如果遇上绝症，生活品质远远高于延长生命。我更愿意用有限的日子，多陪陪亲人，多回忆往事，把想做但一直没做的事尽量做一些。

遇到天灾人祸，而医生回天乏术时，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抢救。

没有生病时，珍惜健康，珍惜亲情，多陪陪父母、妻子和孩子。

随后，约翰逊拨通电话，向穆尤睿征求意见。穆尤睿回答：“这是最好的死亡处方。”

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是像约翰逊一样追求死亡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英国人大多选择了前者，中国人大多选择了后者。

08

每当这时，他孙女总低着头，不敢去看。可每天反复地清理，却还能抽吸出很多。

我问家属：“拖下去还是放弃？”而他们，仍表示要坚持到底。

孙女说：“他死了，我就没有爷爷了。”

治疗越来越无奈，他清醒的时间更短了。而仅剩的清醒时间，也被抽吸、扎针无情地占据。

他的死期将至，我心里如白纸黑字般明晰。便对他孙女说：“你在床头放点薰衣草吧。”

她连声说：“好。我们不懂，听你的。”

第二天查房，只觉芳香扑鼻。他的枕边，躺着一大束薰衣草。他静静地躺着，神情柔和了许多。十天后，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肤色变成了半透明，针眼、插管遍布全身。面部水肿，已经不见原来模样。

如果他能表达，他愿意要这十天吗？这十天里，他没有享受任何生命的权力，生命的意义何在？让一个人这样多活十天，就证明我们很爱很爱他吗？我们的爱，就这样肤浅吗？

09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

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尼采说：“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

我们，至今还没学会如何“谢幕”！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