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女人》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发女人》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
如果只是随手翻翻,会觉得《红发女人》是一本有些离奇的小说。
主人公“我”因父亲的抛弃,只能在母亲与贫穷的陪伴下长大。为假期赚零花钱,16岁的“我”跟着马哈茂德师傅去小镇打井。在当时,打井是一个危险但受尊重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探测设备,完全依靠师傅的经验。因父亲的缺席,“我”渐渐将马哈茂德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然而,井越打越深,却始终没水。连投资方也已撤出,可马哈茂德还在坚持,“我”渐渐被他的愚蠢和固执所激怒。
在小镇上,“我”迷上一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红发舞娘(在土耳其文化中,红发有浪荡、狂放之意),二人有了一夜情。第二天,因“我”的疏忽,运土石的水桶掉入井中,正在井下挖掘的师傅再无声息。“我”惊恐地跑回家。在惴惴不安中,“我”上了大学,放弃了作家梦,随着土耳其经济腾飞,“我”发了财,只是“我”和妻子怎么也生不出孩子来。生意一天天做大,“我”的房地产项目进军那个打过井的小镇。可“我”却被儿子告上法庭——原来,一夜情留下了私生子。他赢了官司,却不愿见“我”。
回到小镇,“我”才知道师傅当年并没死,只是被坠下的桶砸成残废。他继续向下挖,最终找到了水。作为小镇恩人,他于5年前去世。更令“我”惊讶的是,向导恩维尔竟然是“我”从没谋面过的儿子,一番口角后,手枪走火了,“我”因此而死,恩维尔被终身监禁,却接过“我”和“我”父亲的梦想——当作家。
弑父,是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小说中的“我”为平息弑父(师傅——精神上的父亲)后的歉疚感,四处搜集俄狄浦斯王和鲁斯塔姆的故事,最终却成了弑父宿命的下一个受害者。
读者不免好奇:帕慕克究竟想说什么?在小说中,帕慕克给出了提示:“因为古老神话和传说中的事情最终会在你们身上应验。你读得越多,对那些传说越是笃信,它就越是灵验。”
显然,帕慕克并不是想讲一个猎奇的故事,他有更大雄心:展现东方民族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与苦痛,直到今天,曾经的伤痕依然惊心动魄,依然未被抚平。
现代性本是舶来品,它与东方文明的历史、传统并无直接关联,可在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人们将现代性视为解药而引入,而当传统与现代性发生冲突时,宁可消灭传统。为了救亡图存,一代人过于匆忙地告别传统,从而在文化上进行了一次集体弑父。
这不仅是土耳其的曾经,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匆忙。“五四”之后,许多白话小说中,父亲都被写成坏人、蠢人,非反智即残酷,非麻木即虚伪,直到丁玲笔下,才总算有了一位充满人性光辉的父亲,可他面对孩子们的苦难又无能为力。
父权坍塌,敬意、服从失落;没有敬意与服从,又该如何安放道德?随着道德的消退,我们生命的意义又会是什么?
在《红发女人》中,每个角色都内心迷茫,他们中有曾经的革命者,有虚无主义者,有世俗主义者,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历程的缩影,每个人都代表了一次失败的突围。
小说中的“我”沉迷于不可捉摸的命运,而“我”的儿子则过度痴迷传统,其实背后的动力机制何其相似:父亲已死,不得不靠想象,虚构出一个皈依对象,而当这个虚拟父亲与现实父亲发生冲突时,弑父悲剧便一次次上演。
从弑父到被弑,悲剧没有休止,一代代人在苦难的轮盘上循环往复。
该如何超越这一宿命?《红发女人》没有给出答案,但作者参透了引发近代东方苦难的孽缘,已是难能可贵。在这个巨大伤口面前,没有人能真正逃脱,要么被它裹挟,要么成为不完整的人。要修复这个伤口,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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