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发女人》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发女人》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唐山

如果只是随手翻翻，会觉得《红发女人》是一本有些离奇的小说。

主人公“我”因父亲的抛弃，只能在母亲与贫穷的陪伴下长大。为假期赚零花钱，16岁的“我”跟着马哈茂德师傅去小镇打井。在当时，打井是一个危险但受尊重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探测设备，完全依靠师傅的经验。因父亲的缺席，“我”渐渐将马哈茂德视为精神上的父亲。然而，井越打越深，却始终没水。连投资方也已撤出，可马哈茂德还在坚持，“我”渐渐被他的愚蠢和固执所激怒。

在小镇上，“我”迷上一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红发舞娘（在土耳其文化中，红发有浪荡、狂放之意），二人有了一夜情。第二天，因“我”的疏忽，运土石的水桶掉入井中，正在井下挖掘的师傅再无声息。“我”惊恐地跑回家。在惴惴不安中，“我”上了大学，放弃了作家梦，随着土耳其经济腾飞，“我”发了财，只是“我”和妻子怎么也生不出孩子来。生意一天天做大，“我”的房地产项目进军那个打过井的小镇。可“我”却被儿子告上法庭——原来，一夜情留下了私生子。他赢了官司，却不愿见“我”。

回到小镇，“我”才知道师傅当年并没死，只是被坠下的桶砸成残废。他继续向下挖，最终找到了水。作为小镇恩人，他于5年前去世。更令“我”惊讶的是，向导恩维尔竟然是“我”从没谋面过的儿子，一番口角后，手枪走火了，“我”因此而死，恩维尔被终身监禁，却接过“我”和“我”父亲的梦想——当作家。

弑父，是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非常喜欢的一个主题，小说中的“我”为平息弑父（师傅——精神上的父亲）后的歉疚感，四处搜集俄狄浦斯王和鲁斯塔姆的故事，最终却成了弑父宿命的下一个受害者。

读者不免好奇：帕慕克究竟想说什么？在小说中，帕慕克给出了提示：“因为古老神话和传说中的事情最终会在你们身上应验。你读得越多，对那些传说越是笃信，它就越是灵验。”

显然，帕慕克并不是想讲一个猎奇的故事，他有更大雄心：展现东方民族在走向现代过程中所经历的磨难与苦痛，直到今天，曾经的伤痕依然惊心动魄，依然未被抚平。

现代性本是舶来品，它与东方文明的历史、传统并无直接关联，可在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压力下，人们将现代性视为解药而引入，而当传统与现代性发生冲突时，宁可消灭传统。为了救亡图存，一代人过于匆忙地告别传统，从而在文化上进行了一次集体弑父。

这不仅是土耳其的曾经，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的匆忙。“五四”之后，许多白话小说中，父亲都被写成坏人、蠢人，非反智即残酷，非麻木即虚伪，直到丁玲笔下，才总算有了一位充满人性光辉的父亲，可他面对孩子们的苦难又无能为力。

父权坍塌，敬意、服从失落；没有敬意与服从，又该如何安放道德？随着道德的消退，我们生命的意义又会是什么？

在《红发女人》中，每个角色都内心迷茫，他们中有曾经的革命者，有虚无主义者，有世俗主义者，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土耳其走向现代历程的缩影，每个人都代表了一次失败的突围。

小说中的“我”沉迷于不可捉摸的命运，而“我”的儿子则过度痴迷传统，其实背后的动力机制何其相似：父亲已死，不得不靠想象，虚构出一个皈依对象，而当这个虚拟父亲与现实父亲发生冲突时，弑父悲剧便一次次上演。

从弑父到被弑，悲剧没有休止，一代代人在苦难的轮盘上循环往复。

该如何超越这一宿命？《红发女人》没有给出答案，但作者参透了引发近代东方苦难的孽缘，已是难能可贵。在这个巨大伤口面前，没有人能真正逃脱，要么被它裹挟，要么成为不完整的人。要修复这个伤口，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