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工智能取代讨债公司? 俄媒:需要配套专业监管制度

6月10日报道 俄媒称,在中国,人工智能正逐渐取代讨债公司,一些P2P借款平台正在试验这种偿还债务的新技术——人工智能在网上寻找有关债务人的信息,包括他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并开始打电话,发SMS要求还债,同时机器人借助语义分析勾勒出对方的心理肖像,选择合适词语催促他还债。

俄罗斯卫星网6月6日发表题为《中国人工智能或取代讨债公司?》的报道称,P2P借款平台大约在10年前出现在中国,市场每年以三位数的速度增长。据统计,P2P借款平台的到期债务已经达到1.3万亿元,因此市场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常规讨债手段的需求。其中一些例如要求提供裸照作为抵押,或者向债务人家中派“广场舞大妈”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跳舞等等,已经引起中国执法部门的注意。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应用人工智能讨债目前属于合法手段。

刘英说:“人工智能催收系统可以对债务人进行上中下游业务层面收款和催收,通过发电子邮件、发送短信和打电话等方式要求还款,但是仅仅到此为止。人工智能催收不能限制或影响到其他与债务人有关的人,比如他的亲朋好友,这个限度和边界就需要严格的法律介入。金融科技的创新需要配套的专业监管制度,需要有相关的立法作为保障,不应该让智能催收的应用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个人欠款未还,除了对本人进行催收外,还利用所谓的高科技手段对其亲朋好友狂轰滥炸,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能因为追讨欠款而骚扰到与债务人相关的其他人。即便是中国古代有‘父债子还’之说,但也仅限于‘子’这一代人,而非针对所有与债务人有关系的人。所以,高科技的应用同样不能跨越法律的底线。”

报道称,不过用人工智能来讨债,暂时更经常依靠的还是中国人向来具有的那些痛点,例如,在亲人面前感到害羞等。机器人会在互联网上寻找债务人的联系人和个人资料,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他朋友的资料,并给所有人打电话,发短信。人工智能利用语义分析和大数据处理方法,绘出债务人的心里肖像,以选择最具说服力的讨债战略,请求亲朋好友对自己熟悉的债务人施加影响。

报道表示,此战略效果极佳,该系统已帮助近200个债权人讨回了债务。根据上海资产处理服务提供商资易通的数据,人工智能的效率是传统讨债公司效率的两倍,仅在5月它就讨回了41%的赖债,而讨债公司的成功率仅为20%。

刘英指出,人工智能的成功还在于P2P和小额贷款都是金融服务的技术类型,因此人工智能很容易植入其中。

刘英接着说:“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在催收领域得到应用且行之有效,是因为现金贷等互联网金融本身就是一种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和科技信贷具有在线、可记录、可追溯、可链接等特征,使得它们能够与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等技术很好地配合,达到扩大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边际成本的效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如果应用于传统的信贷市场,可能还不一定会这么有效。”

报道称,互联网公司和传统银行机构都在努力发展金融行业技术,考虑到未来在严格信贷限制的条件下存在的数字银行系统,可以推测对机器人讨债的需求只能增加。

【延伸阅读】解决暴力讨债 须补齐司法短板

新闻:3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山东聊城的讨债人员备受关注。他们接受委托,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会对欠钱者“软硬兼施”,手机定位欠钱者误差不超20米,到欠钱者老家“宣传”,把人扣在宾馆……隐私、名誉、人身自由,种种底线屡被突破,也让暴力催债屡屡发生。

点评:暴力讨债何以猖獗,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走正常途径,这个债能否讨回来?

如果债务本身不受法律保护,比如赌债、毒债、利率过高的高利贷,那自然是讨不回来的。但据我观察,暴力讨债所涉及的,并不全是这些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债务,也包括一些合法的。那债权人为何不走司法途径,偏偏要选择委托讨债人员,以暴力等方式催讨债务呢?

耗时长、成本高、执行难……这些可能都是他们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暴力讨债,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对于司法短板,我们同样也要想方设法去补齐。

【延伸阅读】聊城“专业”讨债团队:手机定位债务人 抽成50%

近日,山东聊城的讨债人员备受关注。他们接受委托,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会对欠钱者“软硬兼施”,手机定位,到老家“宣传”,把人扣在宾馆…隐私、名誉、人身自由,种种底线屡被突破,也让暴力催债屡屡发生。暴力讨债困局为何难解?

长期以来,山东聊城活跃着代人讨债的民间团队。

在这个隐秘江湖,大多时候只要“客户”能出钱,他们便许诺可找到欠钱者,并通过“让他比受到威胁还难受”的办法不得不还钱。事后,团队从中抽成,全身而退。活跃的民间借款尤其是高利贷,成为这片江湖野蛮生长的源泉。他们“软硬兼施”,会手机定位,会到老家“宣传”,会把人扣在宾馆,甚至,他们不认为这种做法违法。隐私,名誉,人身自由,种种底线屡被突破,让暴力催债屡屡发生。

手机定位欠钱者误差20米

能提供欠钱者的多少个人信息?对于讨债团队而言,这绝对是要问“客户”的头几个问题之一。赵知明也不例外。他30来岁,在聊城一家讨债团队工作多年,自称这一行“没有一定关系干不了这个事儿”。他特地在“关系”前加上“不管是黑道还是白道”这个定语。

找人是赵知明讨债的第一步,也是第一笔收费。“客户”通常看到网上广告或朋友介绍而来,赵知明首先要问的,是其有无欠钱者地址、手机号等等。如有必要,他便称可找关系,将手机机主的所在位置直接确定下来,“这个定位,在公安部门能定位很准,在运营商公司也可以做到”。

“晚上他要是住在某个小区,(精确度)左右上下不超过20米。”赵知明炫耀着,多年的定位经验告诉他,凭他们接触到的技术,手机只有开机时才能定位准确。

这是一个神秘的江湖,它不同于个体间的私下帮忙,在这里,讨债人员自称团队甚至公司,广告出现在各大贴吧、黄页。手机定位几乎是他们的必备技能,需花钱才能搞定,有的团队甚至以此劝“客户”快点下手:不然,他一关机,你就什么钱也找不到了。

同在聊城的债权债务律师刘正义自叹没有这个本事。这个传统的法律人,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按法律程序的“君子之道”:若企业还在生产经营,可申请财产保全;不管能否找得到他,可先去起诉,可能法院会作缺席判决,之后,再申请强制执行。

刘正义说,如果还不还钱,“老赖”可能被法院列入黑名单,这会影响很多事情,比如,不能坐飞机,不能出国等。

在山东,如果是120万元的标的,有的债务律师全程收费大约5万元上下。相比一些讨债团队,这太廉价了。有的团队将找人等前期费用定价1万甚至3万,事后抽成30%~50%。

这比邹海峰从前的收费贵了一些。曾在网上到处留电话的他,今年退出了聊城讨债大军,周围朋友大多也“金盆洗手”,在他看来,这已是一个不怎么风光的行业。

当年,他的报价并不高,定金两三千元以上,最终要回了多少钱,再抽成2%。30%以上的抽成比例令邹海峰震惊不已,他分享着如何辨别团队是否有诚意:如果来人跟你签合同,一般没问题;如果只顾开口要钱,那都是“扯淡”。

邹海峰说,收了定金之后,一般不超过3个月即可让对方还款,“我不管你是贷款还是怎么着,你得把我的债给我还清了。多久还清,要看他的能力,但是一定要还”。

事实上,不少讨债团队的时限许诺都相差无几。最快的,有的称只要欠钱者资金充裕,三五天即可还钱;更慢的,七天,十天,也可能一个多月。

这种游离于灰色地带的“野路子”,比刘正义坚持的诉讼程序快了许多。在一些人看来,若走诉讼,数月、半年、甚至更长并不鲜见,即使最终判决,“执行难”有时亦是事情结局。

把人控制在宾馆逼家人送钱

“只要他有钱,我们的行动绝对能让他吐出钱来。”赵知明自信满满,他用“行动”定义找到欠钱者之后的工作,说话轻描淡写。

如果催要的是高利贷,这几乎是一场只有讨债团队能参与的战争。因为“客户”的法律途径已被堵死:按照2015年施行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4%以内的予以保护,而超过36%的利息部分,不但不受法律保护,借钱者若要求返还这部分金额,法院也会支持。

赵知明喜欢玩的是“人海战术”,比如派去“十个八个人”。这似乎是业内通例,邹海峰从业时也“出手阔绰”,通常,他会派出三辆车,“5到10个人,就足够了”。人数会影响定金,在他那里,5到7人一般需要5000到1万元。

邹海峰把这些人称为“专业的要债人员”,面对欠钱者,他们希望做到的是“让他比受到威胁还难受”。他坚称,一定不能威胁别人,威胁是犯法的。

与大多讨债团队一样,邹海峰也不愿和外人详谈接下来如何运作。每当被“客户”问起,邹海峰等人常用来搪塞的话是“你不用管”,再补一句“定心丸”:“我们保证在法律范围之内”。

赵知明则不计较先亮出底牌。他直言自己前期战术是“舆论战”。团队会带人去欠钱者老家,“先去他老家闹”,找到父母、村支书说说这事儿,“就去他老家‘宣传’一下,看他还不知道丢人”。律师刘正义则对这类手法嗤之以鼻,“无非是影响别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

另一些讨债团队的前期“招式”,则包括在家门口涂漆,跟随,甚至堵路等等。这几成一个有“经验传承”的产业。山东电视台2016年底报道催债群体时,曾披露一段内部培训视频:“讲师”慷慨激昂地说“催收是终身催收,死了以后遗产也要催收”,并称“它首先讲法,但在法之外,它也不完全讲法”,比如“就一直盯着你,隔三差五打你一顿”、“恨不能把你的房子都给烧了,把你的娃卖了”。

赵知明的手法不止这些,他称,自己的团队可动用社会资源,调查欠钱者名下财产。如果没钱,真的难办;如果有钱,而舆论招式不奏效,赵知明有一招杀手锏——把人“扣”起来。

赵知明在聊城“扣”过一名冠县老板。这名老板欠了“客户”十几万元工程款,赵知明将老板“控制在宾馆里,允许他打电话,但就是不让他回冠县,就要让他把钱拿过来。”老板的爱人最终从冠县送来了欠款。

这显然是违法的。而在赵知明的理解里,将人“扣”起来之后,若不限制打电话等人身活动,这就不违法,若限制则违法,“我们不限制他,我们不干违法的事”。

不少团队理解的“不违法”,仅指不动手打人。这在前些年较为常见,但在一些有经验的团队,这是被淘汰的战术,他们坦言,犯不着为了一些钱把团队搭上。赵知明的表态则是,如果不得已,后期“只能做些违法的事情”,但“违法绝对跟客户不沾边”。

“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

事实上,赵知明的“扣”人在聊城并不鲜见,一些还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刑。这并非聊城独有, 2006年,四川都江堰市法院公布一组数字,称该院近两年审理的31起非法拘禁案,20起与讨债直接相关,11起也与债务纠纷有关联。

寻衅滋事罪也易是讨债者的罪名:一名王姓男子曾为讨债准备钢管,事先打听了欠债者工作地址,便电话骗其取快递,之后打伤了他并砸了车。加之王某的其他行为,2015年,聊城中院判决其罪名成立、获刑两年。在多名讨债团队的描述里,讨到钱之后的情形,更像“三军会盟”——团队让欠钱者准备好钱之后,通知“客户”当面找对方拿钱或者现场转账,“我们的人也在场,你确认收到了,咱们才撤退。”

一名讨债团队成员的解释看似“有理有据”:这个钱,公司不能直接到欠钱者手上拿钱,否则这触犯法律,并且,欠钱者不欠团队的钱,更不可能给团队。

“借条你一定要拿着。”该成员强调。所有讨债团队都声称“客户”必须持有“欠条”,并把它称为“手续”,有了手续,讨债才能开始。甚至,有的团队还会与“客户”签订讨债协议。

多数团队都明白这行业是一个灰色的存在。当听说要成立“讨债公司”,赵知明直言不可能,“能成立公司吗你说,这不是成了黑社会了”;邹海峰称,聊城这类团队如有公司,多是在境外注册的。一些业内人士则直言所谓讨债协议签了没用,因为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

“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名成员承认,这样讨个人债务,国家是不允许的。

讨债团队的“角色”其实比“擦边球”更尴尬。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停止为公、检、法、司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七年之后,该局再次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发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从事讨债业务。

此间,讨债公司有时还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查处。如今,聊城大多讨债团队并无注册的工商字号,有的在签约、缴费之前,连公司地址都不肯轻易告诉。

治理力度亟待加强

“催收要是用劝说的形式那也行,关键实际不是这样的。你来我家,我可以给你倒杯水接待你,但你不能把我家门给堵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高祥说,目前,我国讨债方面的公力救济不够便利,国家对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亦是不够。

有民商法学者表示,1977年,美国曾制定《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其中明确了债务催收保证金、从业资质等问题,受访学者称,若把民间讨债机构纳入法治轨道,资质认定十分重要,“可以借鉴”。

“但像国外这样做是非常难的。”受访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最难的是将“高利贷”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争取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很难一下杜绝”。

这对行政打击带来挑战。冠县工业园一名企业员工说,他们所在的企业曾遭遇讨债,一些人开了三辆车把大门堵了,工人无法下班。报警后,先后到了10来个警察,车才撤走。

多名讨债团队成员均表示,有时候,报警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问题,对讨债人来说,更“出不了事儿”,“因为他欠我们钱”。

《人民网》2016年8月一篇报道佐证了这一点。彼时,讨债公司一伙人在河南居民李志国住了7天,反复辱骂,不让睡觉,逼其还钱。李志国多次报警,而警察称“这是民事经济纠纷,并没有对人身构成威胁”,仅只是收缴了“讨债者”的木棍。李志国最终在自家顶楼跳楼身亡。

在聊城律师刘正义看来,警察消极应对的类似情况会越来越少。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聊城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各级公安都开会了”,如果出现限制人身自由等类似情况,必须及时处理,“现在不敢不管”。

另一些聊城律师,也坚持不要找那些亦正亦邪的讨债人:“你找他们,有可能要回来钱,也有可能出事儿——要不回来钱,你人还得进去。”

(文中赵知明、邹海峰、刘正义为化名)

【延伸阅读】美或严审中美人工智能合作 外媒:背后是这一关键性考量

4月28日报道 外媒称,知悉讨论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可能要开始对中美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合作进行审查,对科技公司间这种长期被视为“在花园开发新品种”般的合作构成威胁。

据路透社4月27日报道称,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对有关国家安全及其他关切问题的审查仅限于投资和企业并购。四位消息人士称,扩大审查范围的建议是由部分议员和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官员提出的,他们担心知识产权被窃取以及技术被转让给中国。

消息人士称,人工智能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该技术可能被运用到军事领域。其他可能受到审查的领域包括半导体和自动驾驶汽车等。

目前这只是初期想法,还不清楚会否有进一步行动,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间的非正式合作会落入新的审查范围。

报道称,任何割断中国和美国科技业者间关系的整体措施,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可能对整体行业构成极大影响。包括超微、高通、英伟达以及IBM在内的美国大型高科技企业,都在中国拥有研究实验室及举办培训等,而这些通常是与身为大客户的中国企业和机构进行合作的。人工智能和芯片设计等领域的高端人才也在两国企业和大学之间自由流动。

另据埃菲社4月26日报道称,业内专家认为,争夺产业技术革命的领导权,以及为赢得这场竞争所需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背后的关键因素。

报道称,在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中国政府本周发布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所取得的成果。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24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重要成果。

报道称,中国在之前的发展阶段并不需要获得创新和技术领域的领导权。然而,中国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想要举起创新的旗帜,并积极主张保护知识产权。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因为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成为某些行业的创新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鼓励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报道称,这一目标正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基础。这一战略旨在推动本国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升级,摆脱“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

安盛泛灵顿基金公司资产管理主管马克·廷克说:“‘中国制造2025’政策是美国担忧的焦点。这是问题症结所在。美国希望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物联网由美国来主导,而不是中国。”

瑞典宏观经济政策专家维托尔德·巴尔克也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想成为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导者”。他说:“许多人认为,赢得技术竞赛的一方也将获得世界经济的领导权。”

市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大数据应用产业基地体验VR眼镜(2017年8月1日摄)。新华社发

【延伸阅读】港媒称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具备实现目标的所有要素

4月23日报道 港媒称,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陈汉伟说,中国似乎准备好了实现其人工智能(AI)战略路线图目标的所有要素——从充满活力的创业文化到政府支持,再到对技术充满热情的人们。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2日报道,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欲创建规模达1万亿元的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到203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尽管现在说中国将取得成功还为时过早,可是所有因素似乎都有利于中国,比如市场准备、创业资金、人才以及政府支持性政策和预算。

报道称,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庞大的人口表现出极大渴望和极强意愿来接受各种各样的新技术。以中国智能手机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例:在过去十年间,该产业的普及率从个位数增长到了2017年的50%以上。

中国还在使用数字支付方面领先。在城市中,中国几乎已经实现无现金社会。据佛瑞斯特研究公司的报告,2016年,美国的手机支付总额为1120亿美元,而中国手机支付总额达9万亿美元。

中国公民似乎在用同样的热情接受人工智能,他们使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进行支付认证。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需要大量数据。它拥有的数据越多,结果越精准。中国有持续不断的数据流,其14亿人口中大多数人每天上网。其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如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之一。

除了人脸识别,中国还正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保健、自动驾驶汽车、交通管理和各种智能城市应用等领域。

中国还在技术投资方面领先。在CB风险投资公司最近的研究中,2017年全球在人工智能创业方面的投资达152亿美元,其中48%在中国,38%在美国。

报道称,在人才方面,中国也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领先。早在2014年,中国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了美国。2015年,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比美国多了50%。然而即使如此,在中国人工智能爆炸式发展的情况下,研究人才仍严重不足。

2016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估计,人工智能产业还需要500万名工作人员。这种人才短缺是全球现象,不单单是在中国。中国公司如今正通过高薪以及政府计划来吸引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来中国工作。

培养新型人才和吸引现有人才同样重要,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这点。4月,教育部推出了“中国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国际培养计划”,在五年内培训顶尖高校至少500名教师和5000名学生。同时,教育部公布了全面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培养人才以支持中国2030年人工智能目标。该计划要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基地,推动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以及到2020年建设100个“人工智能+X”复合特色专业。

报道认为,政府支持是获得创新成功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因素。中国政府希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且大力投资人工智能学术研究以及研究基础设施。政府计划在未来数年内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大幅投资。

几年内,人们将知道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是否将取得成功。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

2018年4月12日,一位市民在无人银行入口处向迎宾机器人说明需要办理的业务种类。从由机器人迎宾的大堂取号流程到常规银行90%的现金及非现金业务,都可以在无人银行完成,用户首次使用时将手机号、银行卡和人脸识别信息绑定,以后不带银行卡也可以实现刷脸取款功能。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延伸阅读】阿里巴巴布局芯片产业 人工智能芯片有望“换道超车”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李爽):这几天,关于“芯片”的话题不断。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宣布全资收购中国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上周末,阿里巴巴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披露阿里的芯片产业布局。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张建锋在发布会上介绍,阿里巴巴在四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芯片战略,从2014年阿里首次投资杭州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2017年再次追投,到今年全资收购已是水到渠成。对于外界的疑问,阿里巴巴为什么要做芯片,张建峰的回答是,互联网企业发展到阿里这样的体量,更需要解决基础设施问题。

张建峰说:“我们必须要做自己资源可控、技术可控、比较安全、有核心能力、竞争力的一些事情,这最底层就是芯片了。”

除了嵌入式芯片的中天微,在网络芯片、手机端芯片、物联网芯片等方面,阿里巴巴同样有一系列投资和部署。截至目前,阿里还投资了寒武纪、深鉴、耐能等五家芯片公司。

近年来,中国芯片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但在很多领域,国产芯片还有较大差距。不过在张建峰看来,中国芯片产业并非没有机会。

张建峰说:“这一波人工智能兴起来之后,所有的公司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谁有足够多的数据、谁有足够多的人工智能的关键的应用,就可以去把这个关键应用变成芯片的一部分,这个其实阿里是有显著的优势的。”

张建峰介绍,芯片是需要反复迭代的,有应用场景、有规模之后,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更容易形成产业生态。如果要实现芯片产业突破的话,更需要产学研各界的合作,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产业给做起来。

中天微副总经理李春强也介绍,融入阿里对他们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中天微在物联网领域的芯片,将更多地与阿里的应用场景结合实现发展。

李春强说:“我们在技术层面由于长期的积累下来以后,我们与国际没有更大的差距,更多的是在生态上面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一个东西肯定是越用越好,一个东西肯定是靠大家去用,用得多我们改进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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