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绘画就不太一样了,在西洋画中,尤其是在油画中,大量的墨色,都是通过一层层地涂抹,堆叠上去的,所以,在西洋画中,线条便不是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明暗和色彩的把握。西洋绘画,讲究逼真,所见即所画,他们看见了什么,就尽量真实地将其再现出来。
当我们看一个物体的时候,光线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光线,我们便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角度不同,我们的视觉感受,也是不同的。西洋画,就是要将这种细腻的感觉,全部用画笔,呈现在纸上。
在小学的课本中,我们就学过一篇课文,讲述的是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或许,实际上,达芬奇并不是对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鸡蛋,画了一遍又一遍,那样做,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一定是根据照射光线的不同,画出了鸡蛋在不同时间段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正是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练习,才使得他对明暗有了一种特殊的把握,并使得他在后来能够画出那富有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
据说,达芬奇在详细地研究了不同光线下物体的明暗变化后,探索出了“晕染法”,而《蒙娜丽莎》就是他运用“晕染法” 来完成的。达芬奇正是通过微妙的明暗变化,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出一个神情优雅的少妇形象。要知道,物体的形状不同,接受和反射光线也是不同的,所以,便形成了不同的明暗变化,正是这种明暗变化,客观地反映出了物象的空间形体。
西方人喜欢通过缤纷的色彩来描绘世界,一块调色板上,所调出的颜色,岂止只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种啊,应该说,是五彩缤纷的啊。可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人只钟爱墨色一种,清代画家布颜图曾经说:“墨之为用其神矣乎,画家能夺造物变化之机者,只此六彩耳。”他认为,墨色能分出黑、白、浓、淡、干、湿六彩,就这六种变化,就足以表现大自然的万物了。
中国画的墨化六彩,和西洋画的五彩缤纷,究竟孰高孰低,这自然是很难说清楚的,只能说,是各有巧妙不同,各有所钟吧。
很多人喜欢西洋画,尤其是西洋油画,主要就是因为它画得像,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这除了因为西洋画善用五彩以外,还和它的一种特殊技法,透视技术,是分不开的。
说实在的,世人只知道西洋画重视透视,却未必知道,其实,中国画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呢。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名叫宗炳的画家,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发现了有关透视的问题,他在《画山水序》中指出:“昆仑山之大,瞳孔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以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段话听起来很玄妙,但是,说白了,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近大远小”,其实,这就是最基础、最简单的透视关系了。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是很寻常、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可是,说这段话的,毕竟是古人啊,那还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宗炳以外,北宋的画家郭熙还在《山水训》中总结出了一套山水透视与构图法则,名曰:“三远法”,这种理论说明了:“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只可惜,这种理论说起来容易,要真正运用的话,却很不容易呢。就拿“自山下而仰山颠”这一点来说吧,如果是一幢摩天大楼,按照西洋画透视原理来画的话,从下向上仰视,可以通过将大厦画成等腰三角形的办法,来达到透视的效果。可是,在中国山水画中,画山的时候,那山本来就是上小下大的啊,你再怎么透视变形,还是差别不大,这样又如何能够画出山的高耸呢。所以说,郭熙虽然提出了这种观点,但是,要真的在笔下实现,还是很麻烦的。
更何况,中国人画画,崇尚的是意象,崇尚的是唯美,若画亭台楼阁,则必画其金碧辉煌的屋顶,若是采用仰视法,就只能画屋檐,不能画屋顶。为了追求画作的唯美,绝大多数的中国画画家,实际上还是自觉舍弃了使用透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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