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绘画就不太一样了，在西洋画中，尤其是在油画中，大量的墨色，都是通过一层层地涂抹，堆叠上去的，所以，在西洋画中，线条便不是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明暗和色彩的把握。西洋绘画，讲究逼真，所见即所画，他们看见了什么，就尽量真实地将其再现出来。

当我们看一个物体的时候，光线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光线，我们便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角度不同，我们的视觉感受，也是不同的。西洋画，就是要将这种细腻的感觉，全部用画笔，呈现在纸上。

在小学的课本中，我们就学过一篇课文，讲述的是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或许，实际上，达芬奇并不是对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鸡蛋，画了一遍又一遍，那样做，其实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一定是根据照射光线的不同，画出了鸡蛋在不同时间段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正是因为这种锲而不舍的练习，才使得他对明暗有了一种特殊的把握，并使得他在后来能够画出那富有神秘微笑的《蒙娜丽莎》。

据说，达芬奇在详细地研究了不同光线下物体的明暗变化后，探索出了“晕染法”，而《蒙娜丽莎》就是他运用“晕染法” 来完成的。达芬奇正是通过微妙的明暗变化，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出一个神情优雅的少妇形象。要知道，物体的形状不同，接受和反射光线也是不同的，所以，便形成了不同的明暗变化，正是这种明暗变化，客观地反映出了物象的空间形体。

西方人喜欢通过缤纷的色彩来描绘世界，一块调色板上，所调出的颜色，岂止只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种啊，应该说，是五彩缤纷的啊。可是，中国人就不一样了，中国人只钟爱墨色一种，清代画家布颜图曾经说：“墨之为用其神矣乎，画家能夺造物变化之机者，只此六彩耳。”他认为，墨色能分出黑、白、浓、淡、干、湿六彩，就这六种变化，就足以表现大自然的万物了。

中国画的墨化六彩，和西洋画的五彩缤纷，究竟孰高孰低，这自然是很难说清楚的，只能说，是各有巧妙不同，各有所钟吧。

很多人喜欢西洋画，尤其是西洋油画，主要就是因为它画得像，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这除了因为西洋画善用五彩以外，还和它的一种特殊技法，透视技术，是分不开的。

说实在的，世人只知道西洋画重视透视，却未必知道，其实，中国画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呢。中国古代曾经有一个名叫宗炳的画家，在创作山水画的时候，发现了有关透视的问题，他在《画山水序》中指出：“昆仑山之大，瞳孔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以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绡素以远映，则昆仑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段话听起来很玄妙，但是，说白了，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近大远小”，其实，这就是最基础、最简单的透视关系了。在现代人看来，这似乎是很寻常、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可是，说这段话的，毕竟是古人啊，那还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宗炳以外，北宋的画家郭熙还在《山水训》中总结出了一套山水透视与构图法则，名曰：“三远法”，这种理论说明了：“自山下而仰山颠，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只可惜，这种理论说起来容易，要真正运用的话，却很不容易呢。就拿“自山下而仰山颠”这一点来说吧，如果是一幢摩天大楼，按照西洋画透视原理来画的话，从下向上仰视，可以通过将大厦画成等腰三角形的办法，来达到透视的效果。可是，在中国山水画中，画山的时候，那山本来就是上小下大的啊，你再怎么透视变形，还是差别不大，这样又如何能够画出山的高耸呢。所以说，郭熙虽然提出了这种观点，但是，要真的在笔下实现，还是很麻烦的。

更何况，中国人画画，崇尚的是意象，崇尚的是唯美，若画亭台楼阁，则必画其金碧辉煌的屋顶，若是采用仰视法，就只能画屋檐，不能画屋顶。为了追求画作的唯美，绝大多数的中国画画家，实际上还是自觉舍弃了使用透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