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与沈从文(右)交谈,左为张兆和邹士方摄(1985年3月28日)
病中的沈从文
病中的沈从文 邹士方摄(1988年1月28日)
沈从文书赠邹士方:“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1985年3月)
自1985年3月28日,我陪同巴金先生访见沈从文先生后,将近3年才又与他相见。其间,沈老住院,无缘相见。1988年初,听说沈老已经康复,我就萌生了访见他的念头。但又听说他杜门谢客,于是就请沈老夫人的姐姐、昆曲家张允和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虽说近3年未见,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还记得我,她看到姐姐允和的介绍信,连连点头。
再见沈老,他还是印象中的那一副谦和大度、平易慈爱的神情,只是比3年前消瘦了许多。沈老记起我在全国政协工作,就问起许多熟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沈老感慨地说:“都老了!”这使我记起他曾说过的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注视着他那银白的头发和红润的面庞,陷入沉思,不禁自问道:他真的衰老了吗?可是他的听觉还那么好,记忆力也令人吃惊。尤其对历史文物方面记得更清楚,他的助手遇到疑难问题来询问他,他会给予十分准确的答复,甚至有些资料出自哪部书哪一页,他都记得十分清晰。
我向兆和提出为沈老照几张相,兆和同沈老商量,他先是不肯,后来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才终于应允了。于是我十分迅速地为他拍了几张,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边照,沈老一边对我说:“照侧面,侧面还好。”兆和说:“他还真对你不错,一般人他根本不让照。而且他今天精神特别好,眼睛也睁得挺大。往日他10点半就要睡觉了,今天他好像并不困。”
照片冲洗出来,我发现黑白的一幅颇具神韵。深色的背景上可以看出整齐排列着沈老的著作和他的藏书。典型的环境衬托出人物的身份,十分难得。一束阳光照射在深色背景上使得画面凝重中显出几分活泼。几缕阳光投射在人物身上、手上、座椅上,黑白交错,凸凹有致。画龙点睛的一大束阳光恰好照亮了人物大部分脸庞,小部分的阴影使人物有了如同雕塑的立体感。病中的大师并非东倒西歪,而是稳坐如山,神情庄重。
沈老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离拍下这张照片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想来,他拍照时真是到了暮年。病中的沈从文造像,也便只此一件。
侃侃而谈的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在寓中 邹士方摄(1987年)
钱钟书侃侃而谈 邹士方摄(1988年)
钱锺书为邹士方题词后准备钤章 邹士方摄(1988年)
钱钟书题赠邹士方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去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叩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来了!”随之门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
当我道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久已心仪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了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了。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钱老夫人杨绛先生。她把我让到客厅就去招呼钱先生。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了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情况。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
1988年11月,钱先生又与我有过一次长谈,还是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先生与我谈学术方面的问题。我拿出自己收藏的先生著作《七缀集》,还请他签名题了字。他说:“台湾最近出我七种书,《七缀集》这是第一版,台湾版我本来加了一些内容,并改了许多错。但他们说错字可以改,加文不行了。还有一个错字我还记得,我来给你改。”说着,先生翻开书后注释部分,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说:“两个字母印错了,意思就错了。”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又令我惊异!
他还和我谈了他的《谈艺录》,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在先生谈话和钤章时我为他拍了6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可亲可近的长者。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18年·第47期·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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