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中）与沈从文（右）交谈，左为张兆和邹士方摄（1985年3月28日）

病中的沈从文

病中的沈从文 邹士方摄（1988年1月28日）

沈从文书赠邹士方：“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1985年3月）

自1985年3月28日，我陪同巴金先生访见沈从文先生后，将近3年才又与他相见。其间，沈老住院，无缘相见。1988年初，听说沈老已经康复，我就萌生了访见他的念头。但又听说他杜门谢客，于是就请沈老夫人的姐姐、昆曲家张允和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虽说近3年未见，沈老的夫人张兆和还记得我，她看到姐姐允和的介绍信，连连点头。

再见沈老，他还是印象中的那一副谦和大度、平易慈爱的神情，只是比3年前消瘦了许多。沈老记起我在全国政协工作，就问起许多熟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沈老感慨地说：“都老了！”这使我记起他曾说过的话：“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注视着他那银白的头发和红润的面庞，陷入沉思，不禁自问道：他真的衰老了吗？可是他的听觉还那么好，记忆力也令人吃惊。尤其对历史文物方面记得更清楚，他的助手遇到疑难问题来询问他，他会给予十分准确的答复，甚至有些资料出自哪部书哪一页，他都记得十分清晰。

我向兆和提出为沈老照几张相，兆和同沈老商量，他先是不肯，后来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才终于应允了。于是我十分迅速地为他拍了几张，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一边照，沈老一边对我说：“照侧面，侧面还好。”兆和说：“他还真对你不错，一般人他根本不让照。而且他今天精神特别好，眼睛也睁得挺大。往日他10点半就要睡觉了，今天他好像并不困。”

照片冲洗出来，我发现黑白的一幅颇具神韵。深色的背景上可以看出整齐排列着沈老的著作和他的藏书。典型的环境衬托出人物的身份，十分难得。一束阳光照射在深色背景上使得画面凝重中显出几分活泼。几缕阳光投射在人物身上、手上、座椅上，黑白交错，凸凹有致。画龙点睛的一大束阳光恰好照亮了人物大部分脸庞，小部分的阴影使人物有了如同雕塑的立体感。病中的大师并非东倒西歪，而是稳坐如山，神情庄重。

沈老是1988年5月10日去世的，离拍下这张照片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想来，他拍照时真是到了暮年。病中的沈从文造像，也便只此一件。

侃侃而谈的钱钟书

钱钟书先生在寓中 邹士方摄（1987年）

钱钟书侃侃而谈 邹士方摄（1988年）

钱锺书为邹士方题词后准备钤章 邹士方摄（1988年）

钱钟书题赠邹士方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去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叩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来了！”随之门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

当我道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久已心仪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了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了。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钱老夫人杨绛先生。她把我让到客厅就去招呼钱先生。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了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情况。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

1988年11月，钱先生又与我有过一次长谈，还是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先生与我谈学术方面的问题。我拿出自己收藏的先生著作《七缀集》，还请他签名题了字。他说：“台湾最近出我七种书，《七缀集》这是第一版，台湾版我本来加了一些内容，并改了许多错。但他们说错字可以改，加文不行了。还有一个错字我还记得，我来给你改。”说着，先生翻开书后注释部分，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说：“两个字母印错了，意思就错了。”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又令我惊异！

他还和我谈了他的《谈艺录》，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在先生谈话和钤章时我为他拍了6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可亲可近的长者。

文章刊发于《中国摄影报》·2018年·第47期·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