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峰一家三口。 此时，黄雅莉就坐在我的斜对面，离我很近。

我看似轻松地瞅瞅黄雅莉，其实是在观察她。她中等个子，一身合体的法院工作制服，衬得身材越发纤秾合度。她伸手捋了捋散在肩头的中长卷发，眼神柔和中透着几丝疲惫。

我收了收有些紧张的心绪，拿出手机，也对她微微一笑：“我可以用这个录音吗？这样效率会高些。我想尽量少占用你的时间。”

“好的。”她的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

这是一次令我惴惴不安的采访。黄雅莉的丈夫，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牺牲后，整整两个多月，黄雅莉一直沉浸在悲痛中，连家都不敢回去，一直带着8岁的儿子在外租房住。可以想象，每一次采访，无异于是在她流血的心上撒上一把盐，那种痛，难以言喻。

可这把“盐”，我还得咬牙撒下去。4月中旬，按照市委宣传部的统一策划，我与几位文友受邀合作采写一本反映杨雪峰先进事迹的书。我负责撰写的，主要是杨雪峰牺牲时的现场还原，他的亲情、日常家庭生活情况等。无论哪方面素材，无疑都会牵涉到他的妻子黄雅莉。

两天之内，其他主体采访都顺利结束了。对于黄雅莉这个关键人物，我放到了最后。当我提出想去杨雪峰家中看看，以便进一步寻找一些鲜活的素材和细节时，杨雪峰的搭档、石船公巡大队大队长黄长富赶紧叮嘱我：“不不，千万不要提出去他家！黄雅莉至今都不敢回家住。家里任何东西都让她睹物伤情，她太难过了……”

我当即取消了这项计划。尽管我知道，细节对于我的文章有多重要。但是对于英烈家属的体恤，比写好一篇稿子更重要，重要一百倍。

几天后，我试着按分局政治处提供的手机号，给黄雅莉发了一条短信，表明了我的身份和所接受的任务，表达了想采访她的愿望。然而，一天过去了，没有回复。次日一早，我硬着头皮直接拨通了她的电话，第一次，她没接。半小时后，我又鼓足勇气打第二次，她终于接了，且同意了我的采访请求。我长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

次日一早，我提前半小时驾车赶到了渝北区人民法院大门口。约定时间一到，我立即打通了她的电话。于是，我们在她工作的立案庭一间空屋里，开始了交流。

此时，我按下了录音键。我的眼神，一刻都未离开她。我要随时准备着，在她情绪出现大的起伏的时候，暂停采访并安抚她。为了尽量少打扰她，我事先与创作组的几位文友商量好，由我代为采访他们需要了解的内容。我把所有采访内容条分缕析做好了详尽提纲，并随时准备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调整。

其实，我并非首次进行这样的采访。2003年至2010年，在市局宣传处工作期间，我先后从事影视宣传、公安报编辑工作，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实地采访。无论是案件报道还是人物专访，这样的深入采访都是必要的。但这次采访难度很大，因为黄雅莉不一定有心力接受采访，而且因为情绪波动，她可能会对很多问题持回避态度。但是如果不能采访她，或者采访不够深透细致，我的创作计划就会搁浅。作为创作组里唯一的公安作者，我的压力可想而知。

还好，黄雅莉的情绪比我预想的稳定一些。虽然不时眼圈发红，但她适时停下，待平复些后，又接着讲。随着她的讲述，他们夫妻二人的深情挚爱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有情有义的优秀警察形象呼之欲出：从16年前两人邂逅，到婚后的点点滴滴；从大年三十的阖家团聚，到闻知噩耗的猝不及防……黄雅莉能逐字背出杨雪峰恋爱时写给她的情书，她记得婚后某个情人节杨雪峰送给她的99朵玫瑰，她想起杨雪峰时常带儿子练习拳击时说“男子汉长大一定要当军人报效国家”，她忆起杨雪峰不止一次对她说“当警察的家属就得随时准备别离，因为警察是和平年代里牺牲最多的职业”……说着这些时，她的嘴角甚至漾开了一抹微笑。凄楚、哀痛的情绪隐藏在笑容里，又带着一种倔强，一种深恸中的极度克制，让人不忍卒视。

我的鼻子发酸，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只能使劲地忍着，这时我怎能落泪呢？我怎能再刺激这位被悲伤淹没的女子？

我端起桌上的水，喝一口，借机掩饰。但她分明看见了我的神态。于是我们都停下，心照不宣地笑笑，聊几句无关紧要的家常，过几分钟，又开始。

曾经在基层法院的工作经历，让我和黄雅莉有了更多共同语言；也许是一种女人与女人间的心灵默契，让她渐渐打消顾虑，敞开了心扉；也许是我与她之间的一种缘分，原定的两小时采访时间竟不知不觉延长到了三个多小时。她不但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还提供了许多未对其他媒体提供的细节。更意外的是，她竟然邀请我去她家里看看。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委婉地问她：“这，可以吗？”

在得到她肯定的答复后，我既激动又忐忑地跟着去了她的家。那是一个温馨的小家。墙上，到处挂着全家人出游的合影；书柜里，满满装着两千多册杨雪峰生前爱看的军事书籍；客厅里，小黑板上留着她节日里写给爷俩的“新年快乐”；书房里，电脑桌上原封不动放着杨雪峰和儿子的拳击手套……这个家，每个角落都氤氲着他的气息，每件物品都勾起关于他的回忆。

我的心绪不断起伏着。在征得她同意后，我又抓紧拍了几张书柜、书籍等物品的照片，作为写作的一个记忆提示。当我即将结束采访之际，黄雅莉说了这样一席让我永生难忘的话：“他没有陪我到最后，就像坐车一样，他中途下车了。但是，嫁给他，我不后悔！这16年来，作为他的妻子，我值了！”

这几句话，我铭记在心。之后，我的好几篇关于杨雪峰的文章，无一例外都引用了这几句话。

很快，在有关部门以及采访对象的倾力支持下，我的写作任务圆满完成了。除了完成市委宣传部的任务，我还想让更多人了解杨雪峰，了解他的战友、亲人们的付出。5月25日，我撰写的以杨雪峰事迹为题材的4000多字报告文学《警魂长存》在重庆晚报刊出。此文一出，各方反响强烈。我的领导和同事、各地文友纷纷点赞。我还意外地看到黄雅莉在我朋友圈的留言：“谢谢程姐姐的用心用情。”

之后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一次见到了黄雅莉。市里组建了杨雪峰事迹巡回报告团，黄雅莉是成员之一。

当我们来到报告团住地，还没来得及从车里出来，黄雅莉便跑上来拉住我的手，一迭声地唤我程姐姐。

眼前的她，一身黑衣，肩披一条黑底白花披巾，干净清雅，脸色似比一个月前好了不少。说起报告团的真诚友善和细致关怀，她十分感动：“我得走出来，为了这么多关心鼓励我的人，为了我的儿子。雪峰走了，作为英烈的妻子，我要让他走得放心、安心。”

五月的重庆，林木葱茏。树荫下，我俩一起合影。我拍拍她的肩膀，附在她耳边轻声说：“小黄，希望你快乐！”她望着我，微笑。

人生路漫漫，她要走的路还很长，要面对的困难还很多。祝福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警嫂：健康、平安，继续美丽着，坚强地去追寻、去迎接又一个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