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香港首次拜访刘以鬯先生。

1990年3月的一天，我在香港首次拜访刘以鬯先生。

那次，我应也斯兄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第三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围绕张爱玲〈太太万岁〉的一场论争》，任务已经完成。这也是我首次到香港，会后拟访的文坛前辈和友人甚多，时间又紧，还是小思老师想得周到，由她出面邀请高伯雨、黄俊东、方宽烈、苏赓哲、杨玉峰等几位宴聚，才几乎“一网打尽”了。但还有一位我敬重的刘以鬯先生，必须专程拜访聆教。

也斯兄于是自告奋勇，带我前往。从港大风景秀美的柏立基学院下山，到湾仔道香港文学社，并不远。那天下午，我们约定时间到达，刘先生已在社里等候了。他是《香港文学》“社长兼总编辑”，但我没想到小小的编辑部里连他在内，总共只见到三个人，另二位，一是编务，一是财务。刘先生吩咐先给来访者拍照，编务先生把我领到门外，在台湾书法家台静农所书“香港文学”刊名招牌旁留影。原来这是《香港文学》作者首次到访的礼遇。这张作者个人照很快就会在《香港文学》封二或封三刊出，“立此存照”。这种做法很特别，也很新奇，不知是否刘先生的首创，但那天话题多，竟忘了问。

接着，刘先生把我和也斯兄领到香港文学社对面一家环境舒适的小咖啡馆入座，为我点了一杯我还未尝过的港式奶茶，开始谈天。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刘先生首先向我询问沪上施蛰存、柯灵、辛笛、赵清阁等先生的近况。这些都是他所熟悉的文坛友人，他上世纪40年代后期在上海办怀正文化社时，出版过施蛰存的散文集《待旦录》。他1985年创办《香港文学》后，他们四位也都是积极支持者，尤其是柯灵的名文《遥寄张爱玲》，最初就是在1985年2月《香港文学》第2期刊出的。

三人的交谈由此围绕三四十年代文坛往事展开。刘先生自己是三四十年代海上文坛中人，他离开上海又那么久，能有两位年轻的文学史研究者陪他一起怀旧，追溯文坛故实，自然令他愉快。套用一句典型的外交辞令，那就是我们三人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刘先生温文尔雅，带一口浙江音的上海话，不急不缓，使我倍感亲切。也斯兄有时听不大懂，刘先生还要为他翻译。不知不觉，三人畅谈竟延续了近三个小时，待到我起身告辞，湾仔道上已是华灯初上了。

这次拜访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刘先生谈到他的少作，有一篇短篇小说，刊登在上海《人生画报》，香港找不到。这《人生画报》，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但既有明确出处，应该并不难找。我回上海后，很快就在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的《人生画报》1936年5月10日第2卷第6期上找到了刘先生这篇《安娜·芙洛茨基》，还配了华君武的三幅插图，就马上复印寄给他。《安娜·芙洛茨基》“写一个白俄女人离乡背井流转到上海的生活”（刘以鬯：《我怎样写小说》），是刘先生的处女作。正是有了这篇带有异国情调的短篇小说，才有了后来的享誉海内外文坛的《酒徒》《寺内》《对倒》《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

此后，多次在港见到刘先生，或在香港文学社，或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每次都是如沐春风。但那次初见刘先生，印象最为深刻。刘先生和也斯兄均已作古，在悼念刘先生的这些天里，初次拜访刘先生的情景又在我的眼前浮现。（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