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状元”

6月22日,甘肃省公布该省考生高考成绩,随后几日,各省将会陆续公布该省考生的成绩,最晚的为6月26日公布的湖南省,其时,全国考生成绩基本公布完毕。状元,特别是高考状元们,他们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脱颖而出,在应试教育链里凭自己的成绩享有了最大的主动权。高考状元的出现,是以应试教育为土壤的,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化社会里,他们是教育领域里最接近传统图腾的“天之骄子”。2012年6月25日,湖北省恩施市来凤县,4名身穿校服的小伙子合力扛起一块大幅“喜报”,恩施状元生穿过天窗站立在一辆黑色轿车中,紧随其后的是数十人组成的腰鼓队。

“高考状元”具备了一定的聪明才智,在学习上也十分勤奋。这两种素质,对其他学生来说具有借鉴作用。图为2018年6月22日,福州屏东中学考点外身穿状元服的一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吸引了许多考生家长的目光。

而在接近淘汰制的考试中,状元带有着自有的“神性”,作为榜样激励着学子,也受到曾经参加高考成年人另眼相看,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状元文化”延续至今,就成了仰视“高考状元”的社会心理土壤。2009年7月8日,北京市高考状元刘庭梅、宁少阳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加成人礼。状元在大成门下展示服装。图片作者:白杨/视觉中国

1978年夏,浙江省恢复高考(1977级)后第一个状元宋安澜在清华园,1977年考进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现今的宋安澜是一名科技企业风险投资家。据他回忆,当年还是参加劳动,一名想采访自己报社记者告知录取结果。

2000年甘肃省文史类状元袁博,以584分考上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6年的出版社图书策划工作后,选择辞职继续读博士。状元的头衔并未给袁博带来更多的快乐,莫大的压力接踵而至。分数出来后,她被兰州的各大媒体争相采访。“虽然被包装了,但宣传都是正面的。”对于高考状元的头衔,袁博觉得“很尴尬”,“我本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别无其他。”

事实上,在早期,高考状元最大的社会效应是通过讲课来传授学习经验,并没太多社会活动。数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2002年高考状元“坐堂”讲座,讲述自己的高考成功经验,为今年即将提前1个月进行高考的考生和家长指引迷津。图片作者:张杰/视觉中国

然而随着逐渐的市场化,高考状元的方式也开始多元化,活动接近于嘉年华。2005年6月27日,西安,高考状元游大唐芙蓉园,过足状元瘾。图片作者:尚洪涛/视觉中国

更有甚者,开始从更广的方式去提高高考状元的“利用价值”。2005年8月12日上午,在吉林市东北最大的孔庙里,来自吉林市地区的几十名文理科高考状元在这里接受表彰。据报道,在场的几百名学生为之高兴。图片作者:孙鑫/视觉中国

对于出了“高考状元”的中学来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之后,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学校声名大噪,择校费水涨船高,所谓“高考状元郎,黄金招万两”。一些地方主管则由此脸上贴金,自恃领导有方,政绩砝码加重。2008年,湖北省黄州中学、黄冈外国语学校在校门口挂出“状元榜”,公布2008届高考过一批线的学生照片和2008年中考“位置值”过60.0的103名学生的照片,引起了不少市民驻足细看。

高校也把争夺“高考状元”当作抬高学校身价的利器。每年高考分数出来之前,大学总是花样翻新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利诱“状元”,借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报考本校。2015年6月25日,广州执信中学,清华北大招生老师争相拉高考全省理科前十、执信中学叶彤和自己商谈录取问题,甚至将她逼到墙角无法走动。摄影:冯宙峰/南方都市报

高考状元在各方的需求之下,成了一个最好的奶酪;高中的名誉、高校的牌坊甚至能通过地方宣传成为官员的政绩之一。2015年06月23日,湖北省襄阳市,5年高考理科状元,襄阳五中学生陈凤竹643分斩获文科状元。图为湖北文科状元襄阳五中美女状元陈凤竹。陈凤竹同学因为外貌出众一度成为“网红状元”。图片作者:刘涛/视觉中国

连续几年包揽湖北省状元的襄阳市,敏感地意识到状元经济的好处。图为2015年07月09日,湖北省襄阳市,2015年湖北高考状元披红挂彩,穿着状元服来到一旅游区,参加旅游节开幕式,图中为马上的陈凤竹同学。

一些地方政府将高考状元当政绩,一些培训机构和学校则希望借炒作状元来做广告、抢生源,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利”字在作怪。2011年2月15日,深圳,“状元代言内裤”事件再度被翻炒。

媒体热衷于报道考试状元个人,源于媚俗的冲动,是对当前这个浮躁功利社会风气的推波助澜。状元所在的学校喜欢这样的报道,状元新闻本身就是变相招生广告,能给学校带来生源和财源;政府领导高兴,状元的产生源自领导对教育的重视,在报告总结和讲话中可以大书特书,也算是一种政绩;状元及其家长也不会反感,说不清有哪家企业会提供一笔赞助,或给某个保健品做形象代言人,挣一笔不菲的收入。2011年6月25日,西安高新一中学生范孟辰以687分一举夺得文科状元。 面对众媒体,范孟辰沉稳应答。图片作者:华商报闫文青/视觉中国

不论媒体、企业作出多么怪诞的营销,但对状元同学们,首先应以尊重之心待之。我们可以批评应试教育甚至高考制度本身有种种弊端,但板子不能打在同学们身上。图为2016年2月3日,江西省瑞昌市第二小学附近某楼盘为吸引市民看房购房,将有购房意向的客户打扮成状元模样,让他们坐上轿子,骑上高头大马沿街游行。带孩子的客户,还当场给他们发北大或清华“录取通知书”。图片作者:魏东升/视觉中国

2015年07月10日,四川省南充市,在四川阆中古城参加“文武状元”考试获得“状元”称号的学子们穿上状元袍,坐上马车,在仪仗队鸣锣开道下,在古城打马游街巡游。

恩施州来凤县一学生去年考上清华大学,其高中母校为他在校园中树立雕像纪念。

对于炒作状元的热潮,政府也试过强烈介入。广东省自2010年开始,便不再公开文理科各头十名的高考成绩,前十名的考生无法通过系统查询得到具体成绩,只有在事后由工作人员告知。这虽然也有矫枉过正以及引来“饥饿营销”的关注,但确实分担了对状元个人的追捧热情。2015年6月25日,广州,高考全省理科前十、广东实验中学肖静在接受记者采访,三年前她曾是越秀区中考状元。图片作者:冯宙锋/南方都市报/视觉中国

高考状元放在聚光灯下,不免被更多人关注到更多的细节,从而影响到个人。重庆市2009年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由于少数民族身份造假而倍受争议,最终被取消录取资格。在2010年的高考,何川洋再度考进北大。图为2010年9月1日,何川洋(右一)考进北京大学。图片署名:京华时报-东方IC

成为状元有幸也有不幸,但大抵是有着更多的保障。2006年8月2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一劳务市场里,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蓝田县文科状元、普化镇马楼村农家子弟郝西宏为了能上大学,跟着父亲在西安打工拆卸旧门窗挣学费。随后他得到社会的帮助,挣够了学费。图片作者:刘珂/视觉中国

2013年,辽宁高考文科状元刘丁宁入读香港大学一个月后,放弃72万元全额奖学金,选择退学复读,希望追求更纯粹的国学。2014年,她以666分再次拿到辽宁省高考文科状元,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开学典礼上,刘丁宁作为新生代表,在开学典礼上作了以《守住灵魂留最后一片纯净桃源》为题的发言:对于未选择的路,不必留恋,也许如泰戈尔的诗句,只管走过去,不要流连着去采拾路旁的花朵,因为这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

2013年6月23日,北京理科状元朱宸卓被各路媒体纷纷“追捧”。 图片作者:法制晚报杨益/视觉中国

大部分高考状元大学毕业后都销声匿迹,高考状元毕业后能见度偏低与现今高考状元高曝光率形成鲜明对比。图为2014年2月11日,成都,为了让刘宁正式开始新的工作,刘先生带着儿子来到春熙路为他买了一个新手机,还为他购买了些衣裤和鞋子。八年前,刘宁以县状元的成绩考入中科大,大学毕业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他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浪。图片作者:成都商报/视觉中国

高考状元炒作风行的影响下,歪曲的教育价值观没有得到修正,反而愈加倾斜。而一直处在困境中的教育改革也只能流于形式,难以撼动应试教育这块坚硬的磐石。2016年1月30日,由清华大学十多名各地高考状元组成的寒假豪华实践团队在海南定安县高林村进行调研古村的社会实践。图片署名:高林/东方IC

状元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是同期考试成绩突出者,现在和科举时代完全不同,至于他们的职业成就以及能否承担起未来社会的责任,还要看后天的努力,否则与其他普通的高考生是一样。图为来自岷县一中的同班同学刘星圻和张瑾,以同样的分数分别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2013年7月26日,刘星圻(左一)和张同学(左二)等人合办的高考状元补习班已经开始正常上课。图片作者:法制晚报/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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