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日，一宁波大妈捡到一手机，失主以一箱杨梅加500块人民币表示谢意请求归还手机，大妈坚决不肯，失主只好报警求助，大妈见状怒摔手机。此事迅速在网络发酵为“摔手机”事件，时隔7天，终于迎来了官方的情况通报。

在这则不到200字的通报中，宁波公安传递出至少三个意思：一、当事双方已经和解；二、基于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考虑，不公开事件处理细节，还专门强调这是经过“慎重考量”；三、警方处置“合法规范”。

事情弄出了这么大动静，最后双方能“和解并谅解”，这当然是我们乐见的结果。但是，这确实是一桩备受关注的事件，并不会因为达到了我们乐见的效果，就可以当它没发生过。对于这样的“大事件”，吃瓜群众恐怕都想知道除了和解外，还有哪些“下文”。这个时候，宁波公安却“婉拒”了。之所以说是婉拒，是因为宁波公安搬出了“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慎重考量”的说辞。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决策过程，似乎都足以堵上悠悠之口。

但是，这样的做法，仍有值得质疑的地方。既然是通报，就是讲“规矩”的政务公开行为。近年来，政务公开已然成为主流，在国家层面出台了不少深化政务公开的政策法规，针对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明确提出“客观公开事件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并确定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

那么，就“摔手机”事件来说，虽然看上去是一桩小事，但是，随着舆论的发酵，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大妈索赔不成摔手机行为性质的论定，更是在专业和不专业之间热闹上演。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个事件的后续处理，直接影响着国人对社会道德以及法律公信的判断，实在很有必要“客观公开事件处理结果”。

当然，既然允许存在“不公开”的例外，那就得接受不公开的可能，但必须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根据宁波公安的说法，这是基于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慎重考量”。我们常说，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从本质上讲，是有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因子，但是，不公开处理细节，是否就真的体现了所谓“人道主义和保护弱势群体”呢？

更进一步说，这位备受舆论谴责的大妈是否属于要保护的弱势群体呢？不可否认，从身份认知来说，她可能是惯常理解的“弱势者”，但是，在法律面前，从来就没有“我弱我有理”的逻辑。对违规甚至违法者，讲人道主义，对受害者是不是另一种不公平、不人道呢？对大众的朴素情感，又是否是伤害呢？再者说，公布事件处理细节，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对所谓“弱势者”造成多大伤害，这既是她必须领受的代价，也能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于此而言，宁波公安的通报，说是经过“慎重考量”，恐怕是值得商榷的。而这种所谓的“慎重考量”，看似温情脉脉，实则是对法律精神的破坏，是需要警惕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