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上海新闻出版局组织出版了《上海出版改革40 年》一书，有55位出版人参与写作，计50余万字，所写的内容有一个“三亲”的鲜明特点，即都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真实而生动，为上海出版改革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史资料，有助于在进一步深化出版改革中从中吸取经验与智慧。

昨天（26）上午，主编单位在市政协举办了《上海出版改革40周年》首发式，市政协与市新闻出版局领导同志讲了话，有几位作者代表谈体会，我也忝列其中。我着重讲了一点：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文革“期间，书荒严重。粉碎”四人帮“后，开始重印了一些中外名著，书店的大门都被读者挤破了。随后要出新书，首先就要求出版人能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否则，根本就无法迈步。而这种思想上的”拨乱“，不仅是要”拨“文革十年之乱，还要与之前的十七年的“左’的东西相决裂。只有这样，方能编辑出版有价值的新书。

比如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于1935年出版后，主编赵家璧原打算继续编第二辑（1927-1937），先是由于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后又因为他所在的出版机构倒闭，都无法进行。照理说，解放后可以续编了，但由于”左“的东西作怪，三、四十年代的不少作家作品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根本无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因而也就拖下来了。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方能进行正确的编选。

比如说，《重放的鲜花》中的17 位作家作品，当年作家多被打成右派，作品都被贬为”毒草“，在”两个凡是“思想还有余威的时候，面对其中流沙河的《草木篇》还是钦定的”毒草“时，如不能”思想冲破牢笼“，是不敢把”毒草“还原为”鲜花“的。人们都认为，《重放的鲜花》是当时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

在学术思想上，也要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比如，运用西方悲喜剧的概念，首次编选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典喜剧集》。由于这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对古典戏剧的分类，开始是有不同意见的。为慎重起见，我们特意召开了一次”中国古典悲喜剧研讨会“，与会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赞同”前人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正可以通过这套书，开拓了一种新思路。

图书的发行也是冲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的樊篱，出版社原先是不能直接销售自已的图书的。图书是由新华书店统销的，购销渠道不畅，存在“买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出版社拥有发行权后，开订货会，建立读者俱乐部，加强了与读者的直接联系，有力地开拓了图书市场。由于强调图书属于意识形态产，外销图书本来只能通过外贸机构，在加强开放意识后，出版社后来也获得了直销自已图书的出口权，大大加快了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的步伐，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并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其它如社长负责制、书展、民营书店、外资印刷厂、出版社由事业转企业，等等改革，莫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推动力。上海出版改革的深化，需要继续思想解放，应如中央所要求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