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是出版改革的先导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上海新闻出版局组织出版了《上海出版改革40 年》一书,有55位出版人参与写作,计50余万字,所写的内容有一个“三亲”的鲜明特点,即都是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真实而生动,为上海出版改革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文史资料,有助于在进一步深化出版改革中从中吸取经验与智慧。

昨天(26)上午,主编单位在市政协举办了《上海出版改革40周年》首发式,市政协与市新闻出版局领导同志讲了话,有几位作者代表谈体会,我也忝列其中。我着重讲了一点: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文革“期间,书荒严重。粉碎”四人帮“后,开始重印了一些中外名著,书店的大门都被读者挤破了。随后要出新书,首先就要求出版人能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否则,根本就无法迈步。而这种思想上的”拨乱“,不仅是要”拨“文革十年之乱,还要与之前的十七年的“左’的东西相决裂。只有这样,方能编辑出版有价值的新书。

比如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于1935年出版后,主编赵家璧原打算继续编第二辑(1927-1937),先是由于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后又因为他所在的出版机构倒闭,都无法进行。照理说,解放后可以续编了,但由于”左“的东西作怪,三、四十年代的不少作家作品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根本无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因而也就拖下来了。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方能进行正确的编选。

比如说,《重放的鲜花》中的17 位作家作品,当年作家多被打成右派,作品都被贬为”毒草“,在”两个凡是“思想还有余威的时候,面对其中流沙河的《草木篇》还是钦定的”毒草“时,如不能”思想冲破牢笼“,是不敢把”毒草“还原为”鲜花“的。人们都认为,《重放的鲜花》是当时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

在学术思想上,也要与时俱进,锐意创新。比如,运用西方悲喜剧的概念,首次编选 《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典喜剧集》。由于这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对古典戏剧的分类,开始是有不同意见的。为慎重起见,我们特意召开了一次”中国古典悲喜剧研讨会“,与会专家经过讨论,一致赞同”前人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正可以通过这套书,开拓了一种新思路。

图书的发行也是冲破计划经济的思想的樊篱,出版社原先是不能直接销售自已的图书的。图书是由新华书店统销的,购销渠道不畅,存在“买书难,卖书也难”的情况。出版社拥有发行权后,开订货会,建立读者俱乐部,加强了与读者的直接联系,有力地开拓了图书市场。由于强调图书属于意识形态产,外销图书本来只能通过外贸机构,在加强开放意识后,出版社后来也获得了直销自已图书的出口权,大大加快了我国图书走向世界的步伐,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些并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

其它如社长负责制、书展、民营书店、外资印刷厂、出版社由事业转企业,等等改革,莫不是思想解放的产物。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推动力。上海出版改革的深化,需要继续思想解放,应如中央所要求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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