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干玎竹

来源 | 搜狐健康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有一些柔软稚嫩的小生命，需要外科医生锋利的刀才能守护。

“让孩子活半年不行，要让孩子健康地活一辈子。”这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普通（新生儿）外科主任李龙常说的一句话。李龙认为，孩子与成人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所以小儿外科医生要有更长远的眼光，考虑他们的一辈子，要给孩子最好的治疗。

但小儿外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欧美国家也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我国的小儿外科从60年代才开始发展。当时的小儿外科都像成人一样做开腹手术，手术患儿的死亡率很高。新生儿的器官小，很脆弱，他们体内只有几十到一百毫升血，流失几十毫升，生命便会遭受威胁，不像成人流200毫升甚至1000毫升也能恢复过来。有一些术前生命体征平稳的孩子，在手术后反而呼吸、心跳都不平稳了，甚至失去生命。因此，儿童手术不仅难度大，风险高，开腹手术留下的巨大疤痕也影响着术后的恢复、组织功能和患儿的心理健康。

腹腔镜引入——抓住机遇，敢为天下先

1990年，腹腔镜技术从国外刚刚起步；这一年，年轻的李龙也考上了中国小儿外科创始人张金哲院士的博士研究生。腹腔镜技术出现后，张金哲院士敏锐地意识到，腔镜技术是小儿外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师徒二人立志，要让中国的小儿外科水平走到世界前沿。

张金哲先后把李龙送到英国、香港、日本等已经开展腹腔镜技术的国家，接受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了解了欧美和亚洲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李龙带着恩师的使命，从当助手、扶镜子开始，夜以继日，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腹腔镜的关键技术。日本同行也赞叹道：“你的技术太好了，已经超过了我们。”学成之后，他放弃了学位，也回绝了进修医院的挽留，毅然回国。

腹腔镜的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给小儿外科带来了划时代的改变，提高了治疗效果，减少了手术损伤，患儿恢复起来也快多了。

那一年，李龙四十岁，也开始在国内独立做腹腔镜手术。

“我一直记得我回国后做的第一台腹腔镜手术。那是2001年2月，张金哲院士已经80岁了。老师年龄大了，不能上台帮我，就在手术室里搬把椅子坐着，看着我做。一方面是给我壮胆，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是，万一出了并发症，他也能替我说句话，证明李龙这个操作是符合标准、符合原则的。”

李龙刚开始做的是简单的精索静脉结扎，接着做复杂一点的肛门闭锁，然后是更复杂的腹腔镜下全结肠切除，张金哲院士就一直在手术室陪着他，一台一台看他做。“我特别感谢老师。”

腹腔镜推广——过程无论多艰难，都要坚持下去

新生事物的诞生总是伴随着质疑，腹腔镜手术在我国的推广也并非一帆风顺。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虽然李龙已经通过腹腔镜手术完成了疝气、全结肠切除等手术，但国内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地位，仍然比较尴尬。

彼时，传统的开放式手术依然深入人心。开口大、暴露好的直观优势，令“微创”举步维艰。有些医生甚至还认为，我国的腹腔镜技术还不够成熟，李龙只拿到了国外的腹腔镜技术培训证书，如果要在国内做手术，应该有国内的资格证书。但是国内还没有小儿外科医生会腹腔镜技术，更不可能有能力组织培训，所以李龙是在拿患儿做试验。

谈及当时的情形，李龙脸上划过一丝苦涩，“当时比我年资高的大夫几乎没有人愿意尝试这项技术，压力确实很大。”

这个局面在2001年9月发生了改变，因为李龙完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挑战：用腹腔镜技术治疗胆总管囊肿。

胆总管囊肿是一种严重的先天畸形，是小儿外科难度最高的四级手术。很多医生都从来没想到，腹腔镜在小儿外科可以有这么大作用。此项尖端技术使李龙蜚声国际，获得了国际腔镜大会领袖奖、“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等诸多殊荣。

在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医生利用腹腔镜做过4级手术，他们只是将腹腔镜应用在1级—2级难度的手术中；在当时的中国，医生们还只能利用腹腔镜来进行手术部位的放大。同行们纷纷质疑李龙大胆决定。李龙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尝试。

但李龙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我在出国学习时一直跟张金哲院士保持着联系，我给他写信汇报世界上最先进腹腔镜手术的领域前沿进展和自己的心得想法。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把目标锁定到利用腹腔镜手术治疗胆总管囊肿上。”李龙回忆。

我国是先天性胆道畸形的高发国家，而传统的小儿胆总管囊肿效果手术并不理想，手术的死亡率高达30%左右。这么多年，李龙一直密切关注着小儿胆总管囊肿这一疾病领域，李龙不断累积手术经验，也不断地学习领域前沿。同时，他还通过课题研究，成功地建立了肝胆畸形的动物模型，发现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扩张的形态与囊内压力和胆总管远端的梗阻密切相关，十二指肠乳头异位是其重要病理改变特征，进而提出了胚胎早期肝憩室远端异位是其病因的新观点。

想要挑战最前沿、最难的腹腔镜手术，除了医者自身的技术和胆识，更要取得患儿家属的理解和信任。

“我在手术谈话的时候都会告诉家长，这个手术全世界也没有人做过，是一种特别新的手术方式，我们也没有经验。同时，我也告诉家长我的积累、学习和为手术所做的准备。一开始，我找的两个患儿家长都拒绝了腹腔镜手术。幸运的是，我遇到了第三个患儿。”

李龙清楚地记得给予信任的患儿一家，“我跟第三位患儿谈手术知情同意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爷爷都在。等我一说完，爷爷就做主了。爷爷是一个南方人，圆脸，大眼睛。”

爷爷说：“李教授，手术风险我们都知道了。你就大胆做吧，我们相信你。即使失败了，没做好，我们也不会有怨言。但我们知道，一旦做好，对我孙子将来一辈子会有好处的。你是为我孩子好的。”

这是李龙多年的梦想，他终于把这个手术做了，而且做成功了。全世界第一例腹腔镜下治疗胆总管手术，他做了6个小时。患儿恢复得很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现在已经20岁了。

“做完之后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当初预想了很多困难，可能要应对很多意外，就是没想到这么难的手术，居然很顺利地就下台了。”

当然，这跟李龙周密的手术计划是分不开的，他几乎把囊肿和血管、十二指肠和胰腺的位置关系刻在了自己的脑子里。李龙更感谢家长的信任，跟医生同一战壕，让自己没有负担，集中精力，发挥自己所有的才智。

器官移植——一台准备了十年的移植术

“当时老师就坚定地告诉我们，小儿外科的未来发展就两个方向——微创治疗和器官移植，过程无论多艰难，都要坚持下去。”如今，近三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恩师所言不虚。

在李龙的诸多探索成果中，小儿肝移植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从1991年开始涉足研究到2001年完成第一例手术，这一步，李龙准备了十年。

当孩子的父亲抱着小脸黄黄，肚子鼓鼓的女儿出现在李龙面前时，李龙深知这个手术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孩子活不过两个月。

小儿肝移植的难点在于血管吻合。由于大部分供肝者都是成人，血管比孩子粗十几倍，连接后容易发生渗漏和堵塞。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李龙进行了数百次的动物实验。他选择使用成人供肝的分支血管连接婴儿肝脏的主血管，如果还是不够，就把血管抛开重建，拼合成一条粗大的血管，然后在与成人供肝连接。

尽管已经找到了理论上的解决方式，但在付诸实践之前，仍旧是纸上谈兵。

肝移植手术进行了20多小时，下了手术，李龙还是睡不着，第二天早晨患儿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生命体征平稳，李龙的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些。

“那是个冬天的早晨，特别冷，天还是黑的。我刚从监护室出来，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我老师张金哲院士打过来的，他详细询问了手术的过程和患儿现况。他从新闻上听说我要做这个手术。我一宿没睡，他也可能没睡。”

目前这个被命运垂青的女孩已经健康长大。

（被李龙的救治的患儿每年都会发一张自己的照片，感谢李龙）

曾经，在困难重重下，中国的腹腔镜技术萌芽；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医生开展腹腔镜的例数最多、能做这项手术的人最多、平均手术用时最短、并发症最少。这么多“最”的取得，离不开李龙付出的努力。他探索出67种腔镜治疗新手术，先后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宋庆龄儿科医学奖、恩德斯中国杰出内镜领袖奖以及“吴-杨奖”等。

平时，李龙不是在手术室，就是带着学生在病房查看患儿病情，去年他的手术高达3000多台，是全国外科手术专家手术量的上限。最长的一次，因为手术难度大，他连着站了15个小时。同事们敬佩他坚毅的品格，亲切地叫他 “龙哥”。

李龙说，他喜欢孩子，所以面对孩子时，他总是笑容满面，言语温和，也正是他这颗父母般的爱心，推动着他迎战疑难，激励着他开拓创新，成就了小儿外科领域里的丰碑座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