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是北大教学、科研、智库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院。它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世界知名智库的？它的治学有何不同寻常之处？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贸易战，我们又该如何应对？未来的中国经济会有什么样的走向？凤凰网《政对面》第8期对话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以下是《政对面》对话姚洋实录精编（一）：

政对面：北大国发院朗润园被学界的不少人称作“经济学圣地”，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国发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机构的文化一直传承下来。北大国发院为什么能够取得今天的地位，在经济学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姚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有很多机构追捧我们的成就，在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当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但是和我们平级的很多机构，有一点很难超越我们，就是我们这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这种有机结合的程度，我估计别的机构要想赶超我们是有难度的，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有一批人在传承。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加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发院，因为这里林毅夫、周其仁等等名师，不少学生在听这些老师的讲座之后，备受鼓舞。他们在出国之前其实就已经想好了，一定要再回到这个地方来学习、工作。

政对面：说起北大国发院还有朗润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留美经济学会，然后还有包括像林毅夫和周其仁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这两个发端。另外，朗润园似乎每个教授的性格都特别鲜明，你作为院长，是如何统筹好这个平台的工作？

姚洋：对，我们很多人实际上都跟80年代的两个机构有关系，一个是发展所，一个是体改所。另一方面，因为有很多人出国深造，就又跟留美经济学会挂上钩，我们这里有六任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像林毅夫老师还参与了留美经济学会的创立。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中西学术文化在这里就有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合。

我觉得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最重要是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践行北大这种“和而不同”的传统。而且，我也相信一个机构要想有生命力，做学问的取向还有它的意识形态的取向不能太单一，单一之后这个机构就会越来越封闭，所以一定要有开放心态，大家彼此进行观点的交锋。比如林毅夫老师和张维迎老师争论了20多年，还在争论，估计要争论一辈子。

图左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胡玲，图右为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

“和而不同”并不意味着谁要说服谁，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我们不可能去说服对方，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从而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这很重要，也是我们国发院长期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所在吧。

政对面：您提到林毅夫和张维迎对一些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前年11月份时候，两人在国发院就进行了一场产业政策的“世纪之辩”，当时这场辩论还做了直播，吸引了众多的媒体。

姚洋：对，就他们这个争论，不仅仅是争论本身有意义的，而是争论带来的一些学术上的还有社会上的影响，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它会促进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像当年他们争论这个企业改革一样，能够促进我们对企业改革的研究热情。

政对面：大家在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北大国发院形成了一个“朗润学派”，我不知道您怎么样去看待“朗润学派”这样的一个说法？

姚洋：我觉得我们离“学派”这个词还有挺长一段距离。如今，我们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一批老师建了个微信群，希望推动大家多进行一些跨学科的讨论，参与讨论之后再回到自己的领域去做研究，听一听别的领域老师怎么看待同一个问题。通过一番交流探讨之后，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少启发，这样再做自己的研究时候可能会更全面和深刻些。

我们当然希望能形成一个“燕园学派”或者说是“北大学派”。要达成这个愿景，最重要的还是要制定好自己的议题，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能产生国际影响，最后让国外的学者认为研究这个问题要听听北大人的看法，这我们就成功了。

政对面：作为北大国发院的院长，自然会对它的未来做一些规划，你觉得北大国发院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从学界还有政府的智囊层面来看，包括像经济决策上应该怎样去发声？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

姚洋：定任何目标一定要有一个对标单位，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之秀，很多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我们最好的对标单位大概是肯尼迪政府学院。从我们的教学来看，我们跨越政、商、学三界，这在中国高校里是非常少有的。

第二方面，我们要培养人。每一个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年轻老师，最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应该取得不俗的成绩。从社会影响方面来说，我们国发院坚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研究，并身体力行地去做。比如说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木兰学院”，目的是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女性企业家。我们现在是一个市场社会，是一个商业文化社会，女性同样可以起到很大作用。通过培养女性企业家，也能够对社会的平权工作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