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内藤湖南 从“中国通”记者到东洋学巨擘 [

时 间：2018年4月14日（周六）下午两点

地 点：彼岸书店（牡丹园店）

主讲人：钱婉约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研究专家

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著作编成的《中国史通论》，最近由九州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研究专家钱婉约女士，是史学大家钱穆的后人，国内最早研究内藤湖南、最早做内藤湖南博士论文的学者，也是新版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后两章的译者。主办方特地延请钱婉约女士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国家图书馆馆员王广生一起为大家解读内藤湖南其人其著。

他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中国学家，而且曾是中日关系上有发言权的人

内藤湖南是日本东洋学史界对中国研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

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是日本东北秋田地方的人，他的家乡有一个湖，他后来就把自己的号叫做湖南，为了纪念家乡的十和田湖。他本名叫内藤虎次郎。

刚才主持人说我是国内第一个做内藤湖南博士论文的。在我之前，有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搞东洋史的学者，1968年在京都大学做内藤湖南的博士论文，这个人现在在加拿大任教，是西方有名的东亚史研究家。所以，内藤湖南是一个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家。

100年前日本研究中国的人，现在我们一般通常称之为“汉学家”，专业一点，可以叫做“中国学家”。这样的人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讲内藤湖南？而且这本《中国史通论》，十多年前出版了，为什么有人还会愿意再版，而且做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珍藏版”？不得不说，他的学问到现在仍然还有时代意义。也就是说，他当年评论中国的一些说法，对我们现在东方国家来思考东方文化的出路、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都还有借鉴意义。所以，从比较广大的社会层面，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他的著作还继续被阅读、被论述。内藤湖南在他那一辈中国学家中，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他葬礼的场面，上面有“极乐”二字，下边“博学多识”四字，是当年伪满皇帝溥仪给他题的。还有这个，是郑孝胥给他写的一个诔辞，这是伪满洲国一个地方长官给他写的挽联。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作为中日之间，特别是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一个文化学术的权威，在日本和伪满洲国的一些高层影响都非常大。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在中日关系上有发言权的一个人。

前半生做记者，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能力

正如我们讲座题目所示，“从‘中国通记者’到东洋学巨擘”，他前半生是做记者，记者这个职业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这方面的能力。

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我们说他是个另类，因为他没有什么博士学位的头衔，既不是东京大学本国的博士，更不是留洋的博士。他就是19世纪下半叶在家乡秋田受了一个师范教育，本来应该在地方上做小学老师的。后来他离开家乡到了东京，在一些有影响的报纸上做评论员，写文章，是报刊的主笔。

比如《日本人》杂志，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进来以后，日本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人编的一个杂志。我们知道日本有“和魂洋才”之说，就是主张“和魂”的一派知识分子做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内藤思想的出发点，他是一个立足于东方文化的人。后来，他做到大阪《朝日新闻》——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家新闻报纸。在《朝日新闻》的时候，他显现出对于中日文化、对于中国时事犀利的分析眼光，比如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都发表了和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并不太一样的观点，因为他了解中国文化。

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内藤主动请缨到台北的《台湾日报》去做记者。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民风人情，以及日本对于殖民地的近代化改造，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当时台湾的工作生活还是比较辛苦，他做了两年。1900年，就又回到《朝日新闻》，一直做到1907年，开始进入京都大学。

他后半辈子是做大学老师的，主持京都大学的东洋史。1926年他六十岁退休，在京都南郊建了恭仁山庄。

作为学者，他更多继承了中国学术史上对于博通的追求

作为学者，内藤湖南显现出的特征是，非常“博览”与“通识”。

我们一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日本人做学问特别厉害，会搜集资料，会精细的考辨，就像我们中国的乾嘉学派一样，做非常精致的考据，但凡搞出一个结论，就像是一个科学结论一样，是不能推翻的。这方面，内藤也有他专门的论文，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研究典范。

另一方面，他更多是继承了中国学术史上这种对于博通的追求。也就是说，治学是为了知往鉴来，是为了资治通鉴。他有这样的情怀，从他做记者的时候，甲午战争、戊戌维新、日俄战争，他都是同时作为记者来写评论的。

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已经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了，1911年11月24日以后的三个礼拜五，他在大学里面做了个系列讲座，演讲自己对于武昌起义以后形势的观察和预测，讲当下的中国将向何处去。他这个讲座的题目就叫“论清朝的过去与现在”。三天的讲座下来，他的预言是说，300年的清朝必灭，革命军要胜利，共和国必将会诞生！要知道，那个是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刚爆发没多久时候他的预测，那个时候，清朝俨然还是个大帝国，虽然老迈。但他是这样来预测的。最后果然，历史确实像他预测的那样，中华民国诞生。

1915年，他又做了一个京都大学夏季的系列讲座，是分专题来讲的，总题目是“清朝史通论”。这个“论清朝的过去与现在”，后来出书的时候改名为《清朝衰亡论》，加上这个《清朝史通论》，就是我们现在这本《《中国史通论》五篇里面的两篇，这两篇是我翻译的。

他是当时日本国内最重要的中国古籍版本和中国文物鉴定专家之一

1926年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他何以有财力能够在京都郊外买下那么大一片地，建起两层楼的和式房子，并在边上还建了一个钢筋水泥的藏书楼呢？

首先，京都大学的教授收入很不错。日本明治之后有个国策，就是要对大学教授特别地优待。因为日本的发展就得靠这些教授来培养人才——当然首先是科技人才，也包括文化人才。所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教授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东京大学还聘了一些欧美的教授，他们叫做“外国人教授”，外国人教授的工资比本国教授更高，所以，日本政府对于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是不懈地投了血本的。那些帝国大学的教授，特别是外国人教授的工资，是可以跟总理大臣的工资相抗衡的。

另外一方面，他还是当时日本国内最重要的中国古籍版本和中国文物鉴定专家之一。对于唐钞本、宋刊本、明清精刻本等等这些东西，他很在行。所以，内藤湖南靠帮别人鉴别古籍、文物也得了不少工资外的收入。

内藤湖南这方面的本事，不是日本当年留洋的学者、教授们所能够拥有的，它就像我们的老中医一样，是一种见多识广的经验，多跟书籍接触，多跟中国懂行的人交流，慢慢的积累起来的一种眼光。我们有藏书爱好的同仁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说，内藤这种对中国的研究，是一种内部的研究，就像中国人一样，他会懂得欣赏中国历史文化的里里外外。

他一方面帮别人鉴定，一方面自己觉得好的东西，他也收藏。他一生的藏书，晚年就收藏在他恭仁山庄的书楼里。

他还能够用汉文来写作，不仅写汉诗，还有用汉文写成的序跋、书信、题画等等。他的汉诗与汉文，现在都收在全集里。

他提出唐宋变革说 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就进入到了近世

这么厚一本《中国史通论》，最值得一说，或者说它在国际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是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宋代近世说”。

我们一般学习中国历史，都知道“鸦片战争”以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或者说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一般理解中国近代的开端，都是以刚才那三个时间点来划分。但是，内藤在他的《中国近世史》一书里边，就提出了一个唐宋变革说。他认为中国是从宋代开始就进入到了近世。

在他那个时代提出这个观点，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意味着最早的用西方的所谓上古、中世、近世这样一套理论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来。这上古、中世、近世到底是在哪里切割？他一刀切下去，中世与近世，切的就是唐宋之际。

他在《中国近世史》里边，详细论述了中国在宋代以后为什么和唐代不一样了，举出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考试等等各方面的例子，说明宋代以后的发达。让人读了觉得，哦，中国文化原来那么厉害。

在宋代的时候，我们就表现出非常成熟的文化素养，比如他说绘画，他1924年去欧洲的法国等地转了一圈，看了很多欧洲的油画。回来以后他就说，当西方人还在追求那种特别逼真的油画的时候，中国人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讲究的是象征性。宋元时期文人的山水画，或者哪怕是人物画，都是那种抒写性灵、象征性的东西。在欧洲，印象派是很后的东西，他说中国这种人性的觉醒，从宋代的画里面就能看得出来了。还有宋代的书法等等，都是超越了一种实际的观念。另外他也从政治、经济、官僚体制等很多方面，说明宋代跟前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宋代近世说”在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剑桥中国史》都回应他这一理论

内藤湖南发现中国唐宋之际是一个重大变革，这一点为什么了不起呢？

因为他是从中国的内部来看中国历史发展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给中国历史划分时代的话，得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来看，也就是说，得从中国的文化发展看，你不要从经济发展来看。

因为西方可能都是用经济的模式来衡量的。他说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来衡量，这就涉及中国近代有一些学者，比如钱穆，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也认为，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和文化，你真正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了解它的精神，应该从它的文化着眼。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大国，历史发达、书籍丰富。当然，历史上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民族，但不一定都是那样的历史延绵不断、文化悠久。所以，文化这个词，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可以说，内藤也是很准确地抓到了“文化”这样一个研究视角。

联想到这几年，在中国史研究中，中国学者也是对于南宋的研究比较投入。去年还是前年，浙江电视台拍了一个《南宋》系列纪录片，那七集的《南宋》拍得非常美。因为南宋当年是半壁江山，在传统的中国史研究中，好像不太提得起精神来，是十分遗憾的屈辱史。近年来对南宋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位的，特别是宋代给我们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生活样式方面的遗产，越来越受到普通老百姓的追捧，比如说香道、花道、瓷器、宋版书、宋纸等等，宋代的文化样式，它的精美、简约、精细程度，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

其实在一九二几年，内藤的书里就提及很多宋代文化，那种高雅的程度。这是别的研究中国史的书，好像没有来得及关注到的一点。因为他擅长于中国古文物的鉴赏，所以容易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化的发达。这个“宋代近世说”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影响，后来《剑桥中国史》都回应他宋代近世说的理论，近百年来，继承、补充、超越者不断。

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以及“返青说”“解毒说”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中的第二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就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历史上来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土，它总是有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内藤指出，在先秦之前，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洛阳。秦汉一直到隋唐，中国的文化中心在长安。

到了唐代之后，宋、辽、金、元、明、清，情况就不太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北方的强势民族压迫南下，政权就到了相当我们现在北京这个地方。他说，这时政治中心在燕京，可是因为燕京一直是北方民族进出的地方，是首都，就是政治中心，而中国的文化却进一步被压到南边去，所以文化中心在江南。这个江南包括南宋的杭州和明代的陪都南京，以及当时的江浙一带。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所以他说，从宋代到清代，呈现出一种由于东北的地气形胜所造成的燕京的政治中心和江南为文化中心这样一种特殊的格局。

这里提到的“地气形胜”，是明清时候学者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我们俗话说地理形势也好，风水也好，预测历史发展也好，现在不太用“地气形胜”一词了。在内藤的语境里面，从“地气形胜”看，往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可能会转移到哪里呢？东北。

这个移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提出了一个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这么悠久的原因，即所谓“返青说”或者叫“解毒说”。所谓文化就像一个人，有幼年、青年、壮年、老年，中国文化确实是很悠久、很发达，它到宋代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近代，是一个非常发达丰腴的美人了。那么，宋代到现在又1000年过去了，就有点美人迟暮，不太行了。但是，他说，好在中国历代都有北方的马背民族，他们非常彪悍勇敢，非常朴素、诚实，非常有进取心，当他们融入到中国文化这个大家族来的时候，就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他说秦汉以后，中原文化每次向周边夷狄之地渗透时，就促使夷狄的觉醒与进步。而夷狄的觉醒与进步，形成一种势力，反作用于中国本土。正因为有了五胡十六国这样新鲜、强劲的民族的加入，使中国的生命恢复年轻——就刚才他所说的“返青”——复活出唐代这样辉煌灿烂的文化来。

到了宋、辽、金、元的时候，北方民族也改变了中国的民族生活，向当时已倾向于政治停滞与老衰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朴素的、诚实的品质，在不知不觉中，使中国这个古老的生命恢复了年轻。

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与日本殖民时代的扩张主题，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内藤湖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的著作有其复杂性。他的史学观点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学术上的深刻独到，与日本政治的时代主题——扩张侵略——相表里。

总的来说，内藤研究中国，一方面表现出对于古代中国的高度赞扬和对于中国文化的诸多爱好，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学说为扩张张目。内藤晚年曾说，为了了解日本，我们应该了解中国。那么，难道他就是为了要了解日本而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吗？当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为了迎合日本这个近代国家的扩张主题，为了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

他有一个观点说，古代中国文化不断向外扩展，日本可说比起广东、广西，比起西部那些地方更早接受了中国文化。所以，在中国文化这个文化圈子里面，日本的资历是有一点老的。所以，他断言，当时日本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上再活跃，中国人也不该看得特别地不可思议。这是他为日本的殖民扩张寻找理论的、历史的、文化的依据的一个证据。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与他现实的对于中日文化关系走向的看法，与日本殖民时代的扩张主题，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

整理/雨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