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城市史研究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天津市历史学学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协办，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的“新时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径与指向暨《城市史研究》创刊30周年高端论坛”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江汉大学、江汉关博物馆、山东大学、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天津社会科学》《理论与现代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史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媒体单位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时代城市史研究的路径与指向”。针对这一主题，与会学者围绕“城市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城市史研究的实践”“《城市史研究》及相关刊物办刊经验交流”等主题展开交流与探讨，回顾了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30年来的研究脉络与特点，阐述了城市史研究对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的镜鉴作用与参考价值，探讨了城市史研究者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一、“千年之问”：把脉城市发展

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宗旨目标一直是学界热衷的论题。天津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城市史研究》编委会主任史瑞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向各位领导和嘉宾介绍了天津社会科学院的基本情况以及在智库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并结合“雄安新区”建设的千年大计，对城市史研究提出了“千年之问”的时代命题，希望城市史研究能够切实发挥资政建言的功能，契合当代社会发展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回答出城市史研究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世纪之问，从而为中国城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研从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总编在致辞中则从研究者和编辑者双重身份出发，阐述了城市史研究与《城市史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学术与刊物之本初就是为社会发展而服务，两者的相互促进也成就了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与成熟。

万新平研究员在发言中回忆了《城市史研究》创刊初期的艰辛与坚持，明确指出刊物的诞生就是为了响应当时城市建设的需要，从学理上和实际上满足当时迫切要求城市发展的经验总结和道路镜鉴。

何一民教授在发言中认为，将城市历史研究与现实城市发展研究相结合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并开始受到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城市发展何去何从？如何重新确定城市发展战略，以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需要？城市如何形成特色和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些都与城市史研究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

江沛教授也在发言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认为城市史研究要加强当代研究的范畴，注重对建国后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律探索与经验总结，以便“经世致用”发挥史学的社会功效。

另外，针对城市发展问题，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编委、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涂文学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长莉，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编委、上海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苏智良，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编委、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国灿教授，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城市史研究》编委、重庆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教授周勇教授，分别以《城市拉力与乡村推力：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畸形城市化》《中国近代城市生活史研究热点与缺陷》《推动城市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范式•话语：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城市史研究与影视资料》为题，做了大会主旨报告。主旨报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城市史研究》主编张利民主持。

二、百年回顾：解读津门故事

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城市史研究中进行理论与方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并从各自的研究实践出发汇报了研究成果与心得体会。在众多论文中，研究天津的论文占了很大的篇幅，在关于城镇体系发展的问题上，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田涛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了天津地区小城镇的变迁，认为越来越多的小城镇参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产业分工，代表了当代天津地区小城镇发展的新趋向；如何克服小城镇与乡村的离心力，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当代小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文化演进过程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考察了流行文化与天津法租界商业中心的形成。指出随着租界商业的兴起，大众娱乐业也流向租界，与近代商业结合形成新的城市商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华界当局与精英社会的排斥和政治动乱，迫使大众娱乐业伴随着人口的流动而移向租界。租界自由的商业环境，促成了乡村娱乐的城市化、女性演员的大量出现和近代城市大众娱乐业的形成。西方文化的传入并没有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反而是传统文化借助租界的现代外壳，得以发展为近代城市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魏淑赟则探讨了近代天津的文化环境与藏书家的新风尚，认为天津独特的文化氛围推动了近代天津报业、新型教育和文博场所等公共文化事业的出现和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继而为天津近代藏书家新风尚的出现和增加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近代天津藏书家的新风尚一方面在于通过引介外国书籍和保存方志文献扩大藏书范围；一方面在于转变私有观念，扩大阅读群体和将藏书捐献给公共服务机构。

冯剑认为近代天津典权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变化中发生了变迁。随着西方产权观念的渗入，国家对典权的立法与管理在典权的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限制了传统习俗，缩短了典权的回赎时间与找帖的次数，建立了典权的登记、信用和所有权制度，同时又力图延续典权中传统的文化内涵。在近代天津典权的变迁中，市场与国家法律制度的变迁对典权制度都具有深刻影响，重塑了传统典权的机制与内涵，使之在近代天津的社会经济中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在体育教育上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汤锐以1927—1937年的天津为例，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学校体育教育及学生生活。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黄金时期，天津体育教育得以系统性铺陈起来，从而呈现体育教学科学化、奖惩制度化、教学军事化、体育场地规则标准化等表征。与之相适的是，天津学生对于体育运动表现出空前之热情：即体育课选课活泼化、体育组织自治化、运动群体的多样化、球类运动普及化。学生在运动中产生了切实感受，感受并不都是都以快乐、幸福来表述，部分学生对于运动的“埋怨”，以至于“厌倦”，都是出于青春期所产生的自然心理反映。亦正是在充分感受运动魅力的过程之中，体育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质点。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踢毽子、跳房子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亦被努力提倡，却在实践中难以切实执行，折射出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文化交合的复杂性。

一直认为城市史研究三十年既是发展历程的总结与沉淀，更是前进征程的出发与再航，城市史研究只有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新时代城市史研究大有作为，大有可为。历史学者应当见微知著，顺应潮流，在熟练搜集和运用传统史料、掌握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努力以最新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给古老的历史学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从而获得对城市历史的真实再现和深刻认识，为当代城镇化建设提供历史镜鉴与模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