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丽云通讯员衣晓峰

在过去的10年中，肠道菌群对肠道疾病和系统性疾病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随着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等先进实验手段的应用，针对肠道菌群的研究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年5月中下旬，在美国纳什维尔举行的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年度盛会上，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结直肠肿瘤外科主任王贵玉教授受邀参会并做了“腹部无辅助切口经阴道拖出标本的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精彩学术报告。会上，国际著名专家学者紧跟结直肠领域热点和前沿，围绕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肛周良性疾病、盆底疾病、快速康复、微创技术、医师培训，以及菌群移植，菌群与肥胖、大肠癌、心血管健康，菌群研究的伦理，粪菌移植的策略方法等新理念、新观点、新内容，为广大业内人士带来了一场肠道领域顶尖的学术盛宴。由此，益生菌、肠道菌群、粪菌移植、人体微生物等等热词再次纳入大众视线，并激起了公众的浓厚兴趣和好奇心。

变幻莫测的肠道菌群

目前，关于肠道菌群奥秘的探索已在胃肠疾病、肝胆疾病、皮肤疾病、口腔疾病、自身免疫疾病、骨髓移植后排斥反应以及恶性肿瘤放疗、化疗耐受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相关作用谜底及治疗新靶点也在不断挖掘。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结直肠外科主任王贵玉教授着重结合肠道菌群与结直肠疾病的关系，介绍了目前菌群领域科研的最新进展，展示了美好的应用远景。

王贵玉说，人体肠道内寄生着约10万亿个细菌，它们既能影响体重和消化能力、抵御感染和自体免疫疾病的患病风险，还能控制人体对癌症用药的反应。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将整个肠道内的菌群作为一个人体类器官来进行研究。这些菌群种类繁多，既有益生菌发挥正向的生理功能，也有致病菌的负面效果，更多的则是中性菌。因而，如何维持微生物与人体的生态平衡，以保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自然成为一个难题。王贵玉指出，作为结直肠外科医生，我们在治疗由于菌群失调导致的肠道疾病的过程中，使用肠道菌群制剂、抗生素及手术等方式，经常会带来肠道菌群的改变。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在手术及术后护理中作用的认识增加，如何调节这种菌群的微妙平衡，显得格外重要。

炎症性肠病发生的谜题

王贵玉说，炎症性肠病（IBD）一直被视为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其发病机制并未被阐明。随着对IBD与菌群关系的深入观察，人们发现寄生于肠道的菌群和宿主对菌群的防御反应之间的动态平衡，在慢性IBD的初期和进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常情况下，宿主的免疫系统不会将正常菌群视为来犯之敌去攻击，称为免疫耐受。而IBD病人的免疫系统则缺乏这种免疫耐受，酿成宿主将正常菌群误认为入侵者而狙击，进而过激的免疫系统开始伤及自身细胞，引发了炎症性肠病。究竟是IBD患者自身的基因不同于正常人使得其免疫系统将正常菌群视为病原体去攻击，还是IBD病人肠道内寄生细菌的组成因为种种原因而区别于健康人群，继而发生了免疫系统的错误识别遭受打击呢？这个因与果的争议恐怕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来解释。而对结直肠外科医生来说，了解这种宿主-细菌相互作用机制，对开发用于炎症性肠病的新药，以及为特定患者定制手术策略，堪称意义重大。

是敌是友不可一概而论

肠道菌群组成和数量的改变在结直肠癌病人中十分明显，但对改变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近年来，随着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的增高，尤其是年轻群体结直肠癌发病率的急剧增加，对结直肠癌发展过程中宿主—细菌相互作用的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为病人提供风险咨询和寻找新的预防、治疗策略。王贵玉教授介绍，随着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不断成熟，应用宏基因组测序技术进行结直肠癌患者与健康人的肠道菌群对比研究，发现两类人群的菌群组成和丰富度有明显差异，这提示可能菌群的差异与结直肠癌的发病有关联。目前，通过细菌与细胞共培养实验和小鼠模型体内成瘤实验，科研人员已经发现如F.n、P.a等几种细菌能够促进肿瘤的形成与转移，具体的机制可能涉及到影响肿瘤细胞的代谢和DNA损伤修复。通过多中心的临床样本研究，也发现了健康人群与结直肠癌病人体内菌群组成和丰富度有显著差异，并且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肠道菌群在结直肠肿瘤筛查和诊治中的潜在影响。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肠道菌群是一个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的群体，并且凡事皆有两面性。如F.n、P.a等菌可能与结直肠肿瘤的发生相关，而乳酸杆菌等益生菌却具有稳定菌群组成、抑制炎症性疾病之效果。王教授预测，如何利用这些益生菌制剂来维护肠道稳态，减少肠道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及抑制炎症性疾病向癌症转化，将会是临床未来的热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肠道菌群究竟是敌是友，恐怕不可以偏概全，一概而论。

粪菌移植火热进行中

粪菌移植是近年来较为火热的一个概念疗法。王贵玉教授介绍说，粪菌移植的定义是将健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患者胃肠道内，重建新的肠道菌群，实现肠道及肠道外疾病的治疗。粪菌移植作为重建肠道菌群的有效手段，已被用于难辨梭状芽孢杆菌感染等多种菌群相关性疾病的治疗和探索性研究中，并被认为是近年的突破性医学进展。然而，这不是一项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治疗体系。假设该体系健全，而且假设粪菌移植最终被证明可用来有效治疗特定状态或特定类型的难治性肠道感染、难治性炎症性肠病、癫痫病、肝病、肿瘤合并的肠道疾病、糖尿病合并的神经病变以及自闭症合并的过敏症等（统称肠道菌群相关性疾病），那么在医疗技术类型和学科分类构架中，又该如何定位粪菌移植疗法呢？王教授指出，在中华粪菌库紧急救援计划从2015年起实施之后的两年多内，获得异地救治的病人数量远远不足实际需求的数量，关键的困难不是粪菌移植的本身价值，而是很多医生还不相信甚至无法理解粪菌移植疗法。要促进粪菌移植体系的认知和应用，利用整体整合医学概念可能是重要的出路。此外，这种疗法是否会带来感染风险及其长期预后判断，还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微妙的平衡如何掌握

王教授还指出，在治疗结直肠疾病时，医生经常通过使用抗生素、机械肠道准备（灌肠等手段）和手术来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数量，而肠道菌群又反过来干扰病人术后疗程的长短，影响到吻合口瘘、伤口感染、抗生素相关性腹泻及全身性败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因此，关于术前肠道准备对菌群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改变术后恢复时间、术后肠道菌群的紊乱程度或特定菌群的数量改变与并发症发生的相关风险，亟待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

毋庸置疑，肠道菌群在多种结直肠疾病的发生、发展中确有重要作用，同时又与治疗方案的选择、预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贵玉教授认为，肠道菌群即是病原体又是亲密的伙伴，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向有益的方向引导菌群变化并维持一种微妙而有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