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沈彬

广东中山的黄先生遇到了这么件糟心事儿，明明是非明确，自己有理，但是法律却似乎帮不了他。

今年5月2日，黄先生在微信上转账，将9万元错转给了一个加了他微信的“陌生人”。黄先生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对方，对方却把他拉黑了。黄先生向腾讯官方求助，平台让他们“自行协商”。黄先生向警方报案，警方以“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账户信息、不构成立案条件”为由拒绝立案。黄先生去法院，但是，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说，必须要知道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才能立案。

难道只能让失主吃亏吗？让对方逍遥法外吗？案件不复杂，事实上，转错账的行为是个高频事件，但恰恰扎到了中国法律制度软肋上：法理上很简单的事，但你要把法律从纸上落到实地，就会充满着各种未知数。

错转账给他人，民法上叫做“不当得利”行为。《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该将取得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法律只是一句“应该返还”，但是，怎么要求对方返还呢？

无论是通过微信转错账，还是之前在银行转错账，警察一般会认为这是“民事纠纷”，当事人是“自愿”转账的。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按治安、刑事立案处理，那么就很难通过公安机关确定对方的身份。

而真的“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却也挺困难。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的前提就是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否则不能立案，就像现在黄先生遭遇的不立案死循环。

比较现实的维权活动，困难重重。首先，转错账者可以要求平台、银行提供对方账号的姓名和真实资料，进而可能维权，但是平台和银行不一定（事实上是几乎“一定不给”） 会提供对方的真实信息，那么，此时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律师会要求直接起诉银行和平台作为“共同侵权人”，以此“敲山震虎”要求对方给出信息。

如果平台、银行还是不提供，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去法院提起立案申请“协助调查函”，拿着法院的调查函去平台、银行调取户主的资料，然后再走诉讼流程。但是，法院未必会开这个函，而相关单位也未必认这个账。

即便能够拿到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也未必能够成功立案，因为立案时法院还可能要求提供对方的“住所”，以确定是否属于该法院的管辖范围，以及能够确认寄送司法文书。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立案难问题，好在近年来搞了“登记制改革”之后，立案门槛降低了不少，但同样前景难测。

转错账这么简单的事情，现实却是——警察一定不受理、法院未必会立案、协助调查函未必管用。总之，每一个步骤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每一个步骤都不能保证顺利走下去。

这恰恰是中国法治的软肋：法学院不讲，法学教科书不说，警察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但是魔鬼往往出现在细节中，皇皇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却难以顺利进入司法渠道中。

中国立法的“粗细条”、不同部门法之间的泾渭分明、行政部门内部规范强于国家法律的原则规定，结果就是转错账却难以维权，警察不管、法院不受案的。法制进程往往卡死在小bug。

类似的基础性的日常问题，却没有一个明确预期的还有很多，比如，刑事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行凶者要不要赔死亡赔偿金？家里老人去世了，为什么独生子女花十多万办一堆公证才能继承房子？

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不仅体现在浩浩法律典籍、精深的法律术语中，它应该体现在普通老百姓在遭遇到现实生活困难时，能够得到可靠的法律服务，对于纠纷的解决有着明确的法律期待，而不是法律规定和现实的“两张皮”，否则，中国的法治文明就可能成为“泥足巨人”。社交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