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鲲鹏 铁流

（3月30日签约现场）

文章首发观察者网

张汝京是半导体行业一员老将

进入德仪之后，张汝京以非全日制领全工资的形式攻读电子工程博士学位，读完博士的他对半导体的掌握达到了专业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在德仪初期，他的大部门主管就是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

在TI期间，张曾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新竹和意大利建设过九座工厂。在德仪工作的第15年又进入集成电路发明人基尔比的实验室工作，到1997年按照德州仪器的政策工作满20年的他本可以提前退休。谁知他刚刚准备开始事业的第二春。

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在台湾投资人的支持下他主导了世大半导体的建立。世大半导体成立时在台湾与今天家喻户晓的台联电和台积电隐隐有三足鼎立之势，直到大股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世大半导体作价50亿美元卖给台积电。收购了世大半导体的台积电从此远远地把竞争对手台联电抛在了身后。

按照他的计划，为了和台积电竞争，世大半导体应该建十个厂，除了前三个在台湾，其余的都应该设在中国大陆。而世大半导体被卖的时候，工厂只刚好建设到第三个。

于是接下来张汝京回国创立中芯国际就显得顺理成章。中芯国际的故事，关心中国半导体制造业的网友已经知之甚详了。总的来说中芯国际是成功的，张汝京利用国际上普遍只能办一个12英寸晶圆厂的钱办了一个12寸厂和四个8寸厂。但是中芯投资回报周期同时也相对比较长，人才培养也比较缺乏。

2009年末张汝京辞去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由于事情发生在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第二次专利纠纷和解的次日，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正常的退休。

2014年6月，张汝京再次拿到投资成立新晟半导体，这是一家聚焦生产12寸大晶圆的企业。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在16年初时产能就达到1万多片/每月，他计划在2017年底达到12万片/月的目标，可惜他再次于当年6月离职。

（张汝京）

台籍人才在引进的半导体制造人才中质量较高

面积不足中国1%的台湾地区能拥有较强的半导体代工能力，有其独特的历史机遇。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

台湾在上世纪始终和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很多台湾学生去往国外留学，并最终留在这些国家工作，而且凭借着自身的聪明和努力进入到相关产业的核心层。其中有一些幸运儿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质量是后来的中国留学生很难比拟的。一方面在70年代早期，甚至中晚期，很少有人充分认识到IC产业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很多工程经验对台湾的学生几乎是不设防的。何况当时美国大学年富力强的教授，大多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教授对台湾学生有着特殊的感情。

张汝京在德仪基尔比实验室的经历就是最好的佐证。基尔比教授在二战服役中所处的就是对日战场。在作战中接触过不少华人和华侨，对中国抱有很强的同情。当时申请进入实验室的华裔共有8人，其中有一半被选入该实验室。这一结果，当然有中国人努力聪明的影响，恐怕也与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教授对中国人的特殊感情有关。而中国大陆留学生密集出现在美国的时候，很多有这样情感的教授基本已经退休，新一代教授更愿意花资源培养美国本土的学生。

（基尔比 集成电路发明人 诺贝尔奖得主 二战中参与过对日战斗）

中国台湾半导体代工起步并不算早，但是发展非常快。这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历史机遇。80年代晚期，世界半导体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即设计与制造相分离。后来创立台积电的张忠谋迅速意识到台湾是发展半导体代工的好地方。无巧不成书，当时他又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这就是台湾半导体制造能起飞的风口，而这些条件中国大陆并不具备。

而台湾还始终可以方便的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反之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想要引进国外的产品的话则往往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两代左右。

弄明白这些，自然也就了解了引进台湾人才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外干涉在台人才进入中国大陆的难度大得多。另一方面，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比大陆更有条件接触到国际先进技术，甚至还能做中介吸引更多人来到中国发展半导体事业。

不宜过高估计海外人才的力量

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引进来自中国台湾的半导体人才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不过却也不能把发展国内半导体希望完全寄托在引进的包括台湾在内的境外人才上，而应该给国内培养的人才更大的平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引进的人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对国情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也许掌握了许多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却不一定能在国内用好这些经验。以张汝京为例，虽然老爷子在来大陆之前对境内的情况就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对国际半导体产业的规律也知之甚详，现在看来却还是有很多不够理想的决定。这次在青岛边创业边教书，未必不是对从前一些举措的反思和调整。

毛主席说：“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用在这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发展半导体制造产业最大的一个国情就是发达国家的半导体制造已经走向夕阳产业，中国半导体制造才开始发力追赶。

这意味着在中国发展半导体制造之路形势十分严峻。落后的工艺国外已经饱和了，先进的工艺不仅要花巨资研究和投产，还不能保证价格竞争力，回本赚钱比较难。这些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世界半导体制造行业人员的工资比较低，而国内尤低。

美国的半导体制造行业中的许多企业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他们采取的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搬迁。搬到内陆、搬到农村、搬到互联网产业不发达的地区，以回避大城市的高地价和互联网行业带来的人才虹吸。

而中国半导体制造产业却几乎完全相反，过去的投资往往非北上广深不去，最多再加上天津，而这种现象与引进人才的想法关系很大。

对很多引进的人才而言，与其说他们对中国很熟悉，不如说他们对北上广深很熟悉。他们往往对今天中国大城市的地价和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才虹吸估计不足，对哪些是能发展半导体制造的二线城市估计不足。

在张汝京身上这个特点表现的比较充分，据公开资料，在正式投资之前，张汝京实际上只在北京、上海、深圳较长期的停留过。而上海、北京、天津和深圳高昂的成本确实给中芯国际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半导体发展存在两条路

在过去国内经济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即使是北上广深这样今天看来绝对的一线城市地价和资源对于发展半导体来说都还比较便宜，而且还有人才聚集的独特优势。

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半导体制造日趋成为一个夕阳产业。与之相反的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在地价等资源价格方面比西方的大都市也是不遑多让。

中国的制造业，包括半导体制造在内，向新一线乃至于二线城市转移已成定局。这也是美国半导体制造搬出"硅谷"甚至本土提供的历史启示。

不过与美国不同的是，我国少数一线城市的不可替代性很强。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固然在地价和运营费用上比较便宜，但同时也存在人才缺口大、政策连续性差的问题。

显然继续留在一线大城市，中国半导体就必须在高成本下继续打价格战，也必须面对培养的人才留不住的问题。

怎么办？一种是继续挖掘特大城市的潜力，扬长避短。例如把销售留在繁华的旧城区，生产向新区或者城郊转移。也可以像去年总投资387亿的"909"工程二次升级改造一样，充分利用既有的项目资源，实现就地升级的目标。

当然，还有一条路就是搬向二线城市以解决土地和资源价格问题，并依托当地院校，就地培养人才。这条路当然可控性要差很多，前景也不太明朗。究竟发展半导体要不要搬出一线特大城市，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三落三起，如今在这两条路之中，张汝京选择了后者，笔者希望两种选择的碰撞能找到最适合中国半导体制造发展之路，闯出更大的成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