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柔性屏 (资料图片)
英特尔(成都)测试组装的产品销往全球。(资料图片)
格罗方德十二英寸晶圆展示 (资料图片)
“产业发展是成都高新区的生命线”,这句话,早已成为高新人的共识。
30年前,怀揣着“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使命,成都高新区从神仙树片区的农田上启航。1990年,成都高新区交出了第一份答卷——1600万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到2017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万倍,达到1665.8亿元。
30年,在历史长河里只是一个不算长的时间计量,但放在中国西部成都,有一种视角下的30年却显得不同寻常,那就是电子信息产业从0到1、从拓荒到逐渐领跑的“高新崛起”。
某种程度上,当我们管窥中国西部改革开放40年现代产业发展逻辑时,我们总会目光对准成都,聚焦于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这个“点”上。从产业发展方向的决断,到迎来拐点的弯道超车,再到直面未来的前瞻布局……解读成都高新区30年创新之路,几乎无法避开电子信息产业崛起这一视角。这不仅仅是产业维度的视角,更是能折射一个区域如何融入全球化格局、如何开发开放、如何驱动创新的多维度视角。
回望过去,不难看出成都与电子信息产业的渊源:早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规划期间,成都就被列为全国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同时也是全国重点建设的3个电子工业基地之一。
1953年,简称为“715厂”的宏明无线电器材厂在东郊破土开建。彼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英国人威廉·肖克利博士在斯坦福大学南边的山景城建立了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由他发明的晶体管,被媒体和科学界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而实验室所在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被后人称为“硅谷”。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晶体管技术的发展、微处理技术的诞生,世界正式进入“网络时代”。在硅谷,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企业家迅速崛起。而在万里之外的成都,决策者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讯息,一纸《关于推进成都科技密集开发区建设工作的报告》,让成都高新区正式站上了历史舞台。
决断
“一号工程” 改变一座城的生长方向
与传统制造业时代“人跟着厂走”不同,计算机时代,企业是随着人和技术进行转移。成都高新区的设立,为电子信息产业的“探路者”们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如今成都东二环外,一个叫做“东郊记忆”的地方,是不少年轻人周末聚会的好去处。斑驳的老厂房、巨大的旧式火车头、密集的管道线路,都在诉说着早期工业时代的辉煌。
“东郊记忆”是这座城市的工业印记。它的前身,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始建于1950年代,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投影显像管在这里诞生,曾有“北有首钢、南有红光”的美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郊的工业企业,为成都的电子工业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出现第一次产业布局调整,日本、新加坡等近邻国家和地区成为了电子信息产业中心。而在引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风向标的美国硅谷,计算机体积的不断缩小以及应用的逐步普及,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诞生。随着1981年DOS操作系统发布,“由重到轻,由硬到软”“网络化”成为那个时代电子信息产业迈向高端的标志。
此时,承接改革开放“东风”的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为了搭上这一“全球班列”,开始加速探索。1988年,成都高新区正式筹建,并于1991年3月6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其多项产业定位中,现代通讯和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被放在了重要位置。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时期,部分国防科工企业迁往西北、西南地区,到上世纪90年代,这些三线企业带来的人才流、技术流,在成都高新区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卫士通、国腾、迈普、中电第30所等电子信息产业“探路者”横空出世;1993年,迈普公司的MP1000多路调制解调器问世,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1995年,国腾公司研制出中国第一台IC卡公用付费电话机。
先行者的成功,更坚定了成都市以高新区为载体发展电子信息的产业雄心。1999年11月,成都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郫县合作镇、德源镇划入成都高新区,建设面积为46.3平方公里的西部“硅谷”。
进入新世纪,“千年虫”事件让计算机技术得到了空前关注,四川省和成都市及时把握机遇,将电子信息作为主导产业,列为全省、全市的“一号工程”。2000年11月17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决定》《四川省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同年,成都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加快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时任四川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李伟认为,将电子信息作为“一号工程”的理由有三:只有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四川才能超常规发展;发展软件、半导体等产业受地域限制较小;四川聚集了大量人才,宜居的成都能留住这些人才。
毫无疑问,实现“弯道超车”的一大抓手,就是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在这些文件中,“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名字屡屡被提及。“高新区作为信息产业的载体,大手笔做大文章,以大勇气促大发展,加快发展步伐,努力构建中国西部‘硅谷’。”凭借这样的坚定信念,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建设工作启动,一纸蓝图,改变了一座城的生长方向。18年后,电子信息已成为四川省、成都市的第一大产业,毫无疑问,也是成都高新区的龙头支柱产业。
拐点
融入全球化 突围“缺芯少魂”之痛
全球化科技企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往往具有“乘数效应”,对于成都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英特尔就是作为被乘数的“1”,有了这个“1”,产业集群“乘数效应”得以迅速显现。
世纪之交,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成都”出现在了越来越多的场合。
“远在中国西南的成都市,仅仅一个‘电脑节’的周末,英特尔的芯片就卖出6000颗,那里的人们对互联网充满热情,我们应该去那个地方看看。”1998年10月,时任英特尔公司总裁贝瑞特首次造访成都,出席了首届成都电脑节。在花车上,贝瑞特受到学生和市民的热情追捧;而“万人千机学电脑”的壮观情景,让贝瑞特对中国市场尤其是成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英特尔与成都“结缘”的开始。贝瑞特“三顾成都”,让全球芯片巨头与中国西部城市成都,碰撞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产业故事。2003年8月26日,贝瑞特的第三次成都之行的最主要目的,便是与成都市一道向全世界发布一个信号:全球第一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将其在中国西部的首个生产基地放在了成都,而且也是目前英特尔全球唯一的芯片封装测试工厂。
3.75亿美元,这是成都市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外资项目。从谈判到签约,从奠基到投产,这座工厂最终落户的难度也是前所未有。为此,成都市打破常规,启动非常之策。2002年5月,成都市政府牵头成立英特尔项目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并在全市20多个相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整合成一个精英团队,形成6个专家小组。
在英特尔项目推进过程中,领导小组、工作小组每天都面临 “第一次”遇到的新问题。从厂区选址、产品通关,到稳定电压、生态保护……小组成员每天都要为这些前所未见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英特尔是一个‘好对手’。”曾任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全程跟进英特尔项目的王琳女士曾这样评价。而在与英特尔打交道的几年里,成都也渐渐摸索出了与全球企业机构对接的经验与模式,这种为大项目设立专门机构的模式,后来被称为“英特尔模式”——如今,虽然已不需要为每个重大项目专门设立机构,但“项目责任制”的精髓,依然在成都的招商引资“战术”中沿用下来。
除了为当地带来GDP的增长,英特尔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英特尔效应”——英特尔每到一地设厂,也会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于是,2004年,马来西亚的宇芯来了,美国芯源和莫仕连接器也来了……至此,成都高新区才从真正意义上叩开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全球化之门。
2004年,全球产业转移的布局进一步细化,印度的班加罗尔因为软件外包行业的迅猛发展而备受世界瞩目,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样在2004年,伴随着英特尔“芯”动蓉城,成都开始新一轮电子信息产业立体布局,软件产业成为一个战略性方向,“软”“硬”兼施,全面着手“两条腿走路”。
是年4月,成都市正式颁布了《成都市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对整合全市资源共同促进软件产业发展进行了分工。2005年5月,成都市正式规划确立软件产业战略布局,成都天府软件园成为承载产业发展的核心载体。
2006年2月,成都市召开软件产业发展工作会,将软件产业定位为成都市战略性产业,优先发展。这个标志性会议创造了一个“第一”——就发展部署一个产业而召开一次全市性的大会,这在成都还是第一次。
IBM、SAP、NEC、GE、马士基、西门子、腾讯……越来越多的LOGO出现在天府软件园的大楼顶端。今天天府软件园已聚集了约6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3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2011-2017年,天府软件园连续7年获得“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领军产业园区”,这片370万平方米的土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布局中国西部的“必争之地”。
2005年,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贡献工业增加值29亿元,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43.6%,而“西部园区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南部园区发展软件服务外包行业”这个10余年前的产业布局图,直至今天,仍深刻影响着成都高新区。
崛起
平地起高楼 千亿级IT产业生态圈的“高新版图”
2007年,随着触屏设备的不断普及,移动终端正式进入了平板时代。
在平板时代,屏幕是除了芯片以外最重要的部件。成都再一次提前感知到了风向,早在2005年,便与国内显示面板巨头京东方有了接触。2007年,总部在北京的京东方将一条年产值30亿元的4.5代TFT-LCD生产线放在了成都高新区。而其配套产业企业业成科技,也紧随京东方的脚步落户成都高新区。京东方的这一漂亮落子,为成都加速融入全球电子信息“现象级”产业变革,赢得了一次宝贵的机遇。
正所谓“投资,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随后的“IT西进”浪潮中,戴尔、联想、德州仪器等企业相继落户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链完整”“人才充沛”“市场容量巨大”“交通物流条件良好”……一系列优势早已成为这些“西进者”对于“成都高新区”这个词理解的共识。
产业的不断聚集,让更多IT巨头把目光投向四川。“从四川连接欧亚大陆桥到欧洲路线该怎么走?”2008年1月29日,富士康掌门人郭台铭在深圳向四川省一位副省长提问。
当郭台铭发现四川到南亚、欧洲的运输成本比沿海地区更低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应该到四川去看一看。3个月后,郭台铭造访成都,“西部之心”正式进入富士康的视野。在经历漫长的谈判后,2010年7月,富士康在成都高新区的工厂正式开建,郭台铭带来了最潮最“in”的iPad生产线。
短短数年时间,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从0到1”的突破,逐渐建立起一条齐备的千亿级产业链。2017年,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近8000亿元,其中成都高新区便贡献了2515.7亿元。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全省第一个万亿级产业,已是指日可待。
而成都高新区的目光,早已聚焦在下一个5年。随着2017年投资百亿美元的格罗方德最大晶圆生产厂落户和京东方国内首条第6代柔性LTPS/AMOLED生产线点亮,成都高新区对产业链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产业链”是对企业主体间形成上下游协作配套关系的一种描述,而成都高新区要的是发展“产业生态圈”,建设“产业功能区”——不仅包含协作配套构成产业链的各企业主体,还包含为企业主体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融资和基础设施等要素支持的整个外部环境。
在成都高新区政务中心西区的办公楼外,“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的标识牌尤为引人注目。
生态圈如何“圈”?产业功能区如何建?2017年7月,酝酿多时的《成都高新区关于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为产业战略性谋划一锤定音——围绕格罗方德“一芯”,与格罗方德共同组建 “生态圈执行委员会”和“生态圈管理小组”,制定FD-SOI产业生态圈建设推进方案;围绕京东方“一屏”,开展OLED产业链缺失环节分析,梳理重点目标企业近100家,实施精准招商;提升城市专业化发展,系统梳理成都高新区西区公服配套、市政道路、公园绿地等规划建设情况,整体提升成都高新区西区城市配套。
“从现在到2020年,进一步巩固国内顶尖高科技园区地位,成为引领中西部高质量发展的样板示范区,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初步建成。力争到2020年,全区电子信息产值达到7000亿元。”这是2018年工作会议上,成都高新区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30年时间,成都高新区一次又一次在全球信息技术革新和产业转移浪潮中,找准自身定位,做出正确决断。在经历了2005-2015年中国IT产业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后,成都高新区撑起了中西部IT产业集群,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并驾齐驱,从追随者逐渐跻身领跑者之列。
领跑,意味着深入“无人区”革新与探索。进入而立之年的成都高新区,将凭借智慧和勇气,沉着而又敏锐地迎接下一次产业发展变革的时代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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