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资料图 郑润良 “80”后作家陈再见，一直以来被视为“打工文学”的传奇。这位出身底层、高中辍学到深圳打工的作家，自从2008年作为“打工作家”被发现后，迄今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 陈再见无疑是勤奋的，也有着超群的写作天分。他曾说：“我是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我喜欢观察生活本身，原生态的、而非经过文学和影像选择性地呈现，尽管它们有可能是丑陋、阴暗和被遮蔽的真相。” “我越来越觉得要写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写好县城的故事”，成为他写作的写照。 陈再见的首部中篇小说集《青面鱼》，标志着他的写作已经日益走向自觉，走向自我风格的成熟与宏大的气象。作家苏童如此评述他的写作，“非常厚实的传统小说‘技艺’，小人物身上过滤社会问题，目光盯住底层，选择有层次、有特点，因此，人物塑造大多成功了。可贵的是作者的写作态度，有真切自然的人性关怀，亦有恰当的情感温度和悲悯之心。” 《青面鱼》中的诸多篇什再次展示了作者对底层人群的深切关怀与宽广的时代视野。 《母辈》讲述了母亲从北斜村嫁到湖村后的遭遇与经历，塑造了一个坚韧、泼辣、善良的乡村女性形象。 母亲本名银春，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叫她的名字，村里人更习惯叫她“金水他娘”或者“北斜”，因为她是从北斜村嫁过来的。这个被人忘记了本名的女人却用自己的言行让人们牢牢记住了她，因为她出嫁时的名言，“富贵随人，我若有那命，到哪儿，哪儿就随着我富贵；若没，纵然家财万贯，也会毁于我手。”也因为她在丈夫病倒，哥嫂欺凌的情况下采取果决行动，夺回了自己应有的田产。 这篇小说的别致之处还不仅仅是对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更在于对她隐秘心事的揭示。母亲除了银春，还有一个名字“黛姝”，是她的夜校老师郑老师给她起的名字。银春和同学秋菊同时喜欢上了郑老师，郑老师也对银春颇有好感。但关键时刻，银春慑于周围的压力退缩了，成就了秋菊。郑老师和“黛姝”这个名称也从此成了母亲银春内心的隐秘情结。 同时，小说还生动描述了银春的哥哥，退伍老兵银来与戏班演员李素琴私奔的故事。这些“乡村爱情故事”为银春、银来这样的乡土农民形象注入了鲜活的审美质素，让我们看到普通人内心的丰富世界。 正如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所言，“陈再见的小说着力写那些生活在主流视野之外的个体生命是如何前行、如何感觉的，以及他们如何在悲欢中体味生命的博大、在生与死中争得灵魂的价值。他的写作，为那些极为平凡的、被许多人视如草芥的生命保存了曾经活过、爱过、通过的证据。” 陈再见对底层人群的刻画，有一个颇为独特的处理方式，也就是“疾病的发现”和“疾病的隐喻”。《母辈》中的父亲是有病的，“父亲那时身体有暗疾，只是没敢往外说”。在我看来，父亲的暗疾也是底层人群孱弱的隐喻，“父亲”的孱弱不仅是身体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如果没有母亲的泼辣劲和以死相拼，他很难扛住生活的诸多打击。 《殊途》中的“表哥”郝文也是一个身患疾病的小人物。和父亲的暗疾不同，郝文的病主要体现在外表，一场无来由的高烧后，表哥的脸变成了紫青色，变成了同龄人和村人眼中的“鬼脸”。 从此，他被家人、村人、同龄人排斥，后来因为打断了同村青年梁国宾的一条腿逃跑到邻村。风声过去后在邻镇开始以卖鱼为生，赢得“青面鱼”的绰号。表哥在邻镇意外遇到梁国宾，后者已经成为一方土豪，呼风唤雨。梁国宾对表哥格外礼遇，使得表哥感恩戴德，却不料梁已经设下圈套，以贩毒名义将表哥“绳之以法”。“青面鱼”于是成为所谓的贩毒头目。 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助的乡村患病少年如何被一步步排斥、如何一步步艰难争取活着的尊严，又最终被污名化与妖魔化的过程。 在《殊途》中，陈再见将表哥郝文从湖村带到扇贝镇，也将叙述视野从“湖村”延伸到了乡镇，而在《弃儿》《天桥》《鱼生》等作品中，他带着他小说中的人物走进了深圳、南京等大都市。 《弃儿》让我们看到一群有“病”的人：身患癌症的“母亲”；手上有残疾、内心有癔症的少女柳宣；柳宣收养的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弃婴小弘；外表光鲜、内心自卑脆弱的保安队长朱少吾；以及敏感自尊、追求写作事业却在现实中没有立足之地的“我”。 这些都市中底层人群的集合所产生的故事意味丰富又令人黯然神伤。同样，在《天桥》中，借助于“天桥”这一空间枢纽，作者将王一单与诗友郝荣、港商陈孟隽与二奶江小野这两组人物图拼接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斑驳陆离的时代图景。 陈孟隽与江小野的关系自然是畸形、病态的，这也导致他们的关系以悲剧告终。王一单和郝荣也各有自己的暗疾。郝荣因为强奸事件出逃，王一单则由于特殊的童年经历和现实境遇对异性失去感觉。错位的人物、错位的人生、错位的心理，只能导致错位的故事。 总体而言，陈再见善于从他熟悉的人群出发，从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与特殊情结出发，为我们讲述错位时代中的错位的故事。他的宽广视野与独特视角、敏锐触觉决定了他将为我们写出越来越多这个时代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责任编辑：马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