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湖的冬季捕鱼从每年12月末一直延续到次年3月，4个月的产量是全年产量的80%。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低温中，渔业工人使用传统的冰下大拉网技术，每日上演从下网到收获的全套捕鱼过程。然而，面对生态环境逐渐退化的呼伦湖，这项彰显技术与体能的传统捕鱼方式也不免面临“竭泽而渔”的困境。

出鱼

呼伦湖的名字源自蒙古语“哈溜”，音转过来意为“水獭”，与呼伦湖并称的贝尔湖“贝尔”的蒙古语意为“雄水獭”，近代生活在湖区的蒙古族形象地以湖中盛产的动物为这两大片水域命名。清初，游牧在湖边的蒙古人开始称呼伦湖为“达赉湖”，这个名字也更为普遍地被当地人使用，无论是一路上的标志，还是湖边扎赉诺尔区的名字都源于此。在蒙语中，达赉湖意为“像海洋一样广阔的湖”。“海洋”的比拟确实更形象，这个北方第一大湖曾达2339平方公里的湖面，相当于两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面积。湖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的长轴长93公里，平均宽度32公里。呼伦湖渔业公司资源管理部部长王志刚告诉本刊记者，沿着447公里的湖岸线开车不停歇地跑要跑上一天半才能转完一圈。

出鱼的时候拉网被从出网眼拖上岸

夏季的呼伦湖会像海水一样推送波浪冲刷沙岸，湖面冰封后的广阔则是认识“海洋”更直观的感受。“它不是全国最大的湖，却绝对是中国内陆最大的一块冰。”呼伦湖渔业公司副总经理程海军对本刊记者说。从11月初上冻到来年5月初冰融，呼伦湖的封冻期长达半年。满洲里的冬季始终保持着零下30摄氏度左右的平均气温，自初冬以来的降雪完全覆盖了草原与湖面，积雪平均厚度有15厘米，如果不是渔业工人们在湖边挂上个汽车轮胎当标志，则根本分不清脚下是大地还是冰层。冰封的湖面像草原般平坦广阔，白皑皑的一片肆意向周边、向远方伸展。湖西岸还有一些峭壁勾勒出边际，平坦的东岸和南岸则完全与天际线相连接。巨大的雪盖反射阳光，越是接近天际线的天空越是像湖面般洁白，远方就这样消失在一片混沌的白色中。湖面上唯一的起伏是不同板块的冰层相互挤压而微微耸起的冰岭，渔业工人已插上了红旗示警。“这是湖上最危险的地方，冰融化时两片冰开裂就是一道沟。”王志刚说。冬季的湖面杳无人烟，朝着没有尽头的远方行进25公里才又看到人群，天地的白幕中，人渺小成了黑点。零下30多摄氏度的极寒气温下还待在湖面上的只有冬捕的渔业工人，渔业公司下属6个分公司的6支捕捞队同时在湖面上作业，基本都在每天13点左右出鱼，我们赶上的是乌都鲁捕捞队的出鱼作业。

冬季捕鱼的原理是在冰下撒开足够宽度的大网，然后拖动行进，最后从出网眼聚拢，鱼儿也就随着网面的收缩而被捕获。出网眼是个底边有1.5米长的梯形冰洞，巨大的冰块已经被整块凿出拖上了岸，青白色的冰块厚度有60厘米。“每年的冬捕时间就是以冰块厚度决定的，原则上45厘米以上就可以。为了安全，我们一般会等到60厘米，甚至1米厚。”王志刚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常12月初就可以开始冬捕，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些年的冬捕日期已经推迟到了12月末。白蒙蒙的水汽随着湖水涌动而向外蒸腾，出网眼周边的渔工裸露出的眉毛、睫毛都结上一层白霜，他们还要用高压水枪不停冲刷湖水，既是为了防止湖水重新上冻，也可以在渔网被拉出来的时候清洗网上的淤泥。渔工们都有全套防寒装束，头戴狗皮帽子，身上穿着对襟棉袄，外面还要罩上小皮袄，皮裤、棉裤外面套着高筒胶鞋。一位渔工告诉本刊记者，胶鞋里面还穿着用驼毛、羊毛织成的高筒袜子，然后再用2.5尺见方的白布絮上驼毛、羊毛制成的包脚布包在脚上。一支捕捞队一般由40人组成，各人分工不同，全由工长指挥。王志刚指点站在出网眼处身穿橙色布外套的两人就是捕捞队的工长和副工长。

出网是从两根7厘米×9厘米见方的松木杆被从出网眼提出来算起的，每根“引杆”都有33米长，需要7位渔工才能将其从冰下抬出。杆子末端拴有直径45毫米的大套绳，150米长的大套绳被绞网机绞出冰面后才有渔网被拖上岸。“整个大拉网由3片组成，两根引杆各引一片410米长的网，两片网连接着一个长25米、直径21米的大网兜。”程海军对本刊记者说。随着长龙似的渔网被拖上岸，工长指挥着网两侧的渔工同时摊开网片以方便卷网机收网，同时还要分拣出和大拉网缠绕在一起的挂网。王志刚说：“这些挂网都是沿湖私捕人员下的，还没来得及收，挂网都是用来捕大鱼，基本上我们每网都要带出来几个。”到410米长的网片末端，入网的鱼儿越来越密集。与想象中“欢腾雀跃”的大鱼不同，从网眼探出头来的是密密麻麻的银白色小鱼，长度都在10厘米左右。“呼伦湖有30多种鱼，主要有鲤鱼、鲫鱼、油餐鲦、撅嘴白鱼，这种银白色的油餐鲦占到出鱼量的90%。”程海军解释因为气候寒冷、生长期短，呼伦湖中的野生鱼类普遍生长速度缓慢，“一条达1斤重的鲤鱼需要3年的生长期，而这些10厘米长的小白鱼已经长到了最大尺寸”。

最大的收获在最后面的网兜里。当网兜边缘被拖出水面时，小白鱼们已经完全堵住了出网眼。为防止鱼落到冰面上冻成砣，手持“抄捞子”的渔工将活蹦乱跳的鱼捞出来时都要尽力如天女散花般向上扬洒，以保证鱼儿能均匀散落在冰面上。“一捞子怎么也要有30斤。”白汽蒸腾的湖面上很快就有渔工摘下了帽子，甚至脱掉了外套，“干活就不觉得冷了，还在出汗”。副工长老郭估计今天的收获有25吨左右，属于“基本正常”。“前几天我们一支队伍单网打出来90吨，鱼捞到半夜才捞完。历史上的纪录是单网110吨，实在捞不完，剩下的鱼又给放掉了。”程海军对本刊记者说。并不是谁的运气都能这样好，不远处的东河捕捞队只有七八吨的收获。工长除了负责整支队伍的组织管理，最需要本事的工作就是在四下茫茫的冰原上确定下网的地点。老郭工作了将近30年，问起诀窍，他只是羞涩地笑一下，说：“没有什么特别的。”16点30分太阳已经垂落在天与湖的交接处，25吨鱼还在靠渔工们一抄一抄地捞出水面，夕阳下的渔工和飞舞散落的鱼儿都成了美丽的剪影。“网经受不起鱼的重量，渔工没法把网兜直接拖出网眼，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机械设备能代替人工。”出鱼是整个捕鱼过程中最繁重的体力劳作，王志刚对此也感到很无奈。日落后的湖面温度可以下降到零下40多摄氏度，19点左右，装了满满5车的鱼被运走，乌都鲁捕捞队才能收拾工具返回湖边的公司宿舍，夜色中还要行驶近两个小时。

下网

“现在每支捕捞队都配备了GPS导航仪，不像以前常会有队伍在回程的时候迷路。”1979年，17岁的程海军成为一线渔业工人，从工长一直做到管理者。“没有太阳和山当参照物时，我们还看冰面上的雪。冬天西北风多，雪被吹出来的纹路可以判断大概的方向。”渔业公司并没有给各个捕捞队划定捕捞范围，广阔的冰面上可以任意选址，这对工长是相当大的考验。在程海军看来，寻找下网点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对于有几十年捕鱼经历的老工长们来说那都是了然于胸的经验。“湖底的地形、鱼群喜欢活动的区域、往年容易出高产量的地点，以及前一天两片网不同的挂鱼量，这些都是判断下网点的参考因素。”按照冬捕不成文的规矩，头天中午出鱼时，工长就要去确定第二天下网的地点。“插上自己队伍的小红旗，别的队伍看见后，方圆500米半径内就不会再定点了。”

从营地出发时整个大湖还笼罩在夜色里，但是在GPS导航仪的帮助下，捕捞队可以轻松地找到新一天的下网点。年复一年的劳作已经使捕鱼流程模式化，渔工们知道只有在日出前出发才有可能在白天完成下网和出鱼等主要工作。拖拉机、拉网车、大篷车，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取代了原始的马拉爬犁，拖拉机的“突突”声是打破寂静的唯一声音。太阳再次出现在地平线上时，渔工们已经在开凿下网眼，七八根十几公斤重的长柄铁创沿着工长已经划定的下网眼范围开凿，最后形成一个1.2米见方的冰洞。开凿下网眼的同时，已经有另两拨工人按135°角向两翼各钻出10个冰眼，每个冰眼直径30厘米，间距33米。从这10个冰眼以后，所有冰眼则改为沿平行方向向前推移。直到4000米左右，冰眼才又向内侧折向梯形的出网口。整个网场就像一个边长不等的八边形，平行的冰眼宽度使得大拉网在冰下可以延展到600米宽。

引杆就像缝衣针，起着冰下牵引的作用。每根引杆上钉多少个铁片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王志刚说：“铁片的作用是增加配重，最终要达到让引杆悬浮在冰下20厘米左右，这样最方便行进。”开凿冰眼是为了从冰上控制引杆的走向，有经验的渔工从冰眼探进走杆叉子，在左右拨弄中通过感觉和经验控制引杆沿着冰眼的方向行进。连接引杆和拉网的是套绳，被叫做“马神”的绞盘机每隔3个冰眼将套绳钩出绞动一次，套绳一点点被绞动着前行，两片大拉网在入水后也就自然能形成平行的扇面。“‘马神’代替了传统的马拉绞盘，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前也要两三匹马才能绞得动套绳。”程海军对本刊记者说，“冬捕不仅是技术活，还是一项技术要求相当高的工作，因为所有冰下环节都由人在冰上控制，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一天的辛苦就可能泡汤。”引杆走丢了在程海军看来都是小问题：“杆子和套绳在冰下松开了怎么办？重新下网的话鱼群都跑光了，有经验的工长就能估摸出杆子所在的大概位置，在冰上把杆子和套绳接好。”钻冰、穿杆、走杆、绞网、出杆，从下网眼到出网眼，一网一般要在冰下运行5公里左右，40人分工协作，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至少5个小时。

拖上岸的拉网被摊开等待卷网机整理

蒙古族的谚语里讲，草原上有多少匹马，湖里就有多少条鱼。驰骋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先祖以牛羊肉为食，并不会下湖捕鱼。“他们相信鱼儿是马儿的灵魂，而马儿是牧民最忠实的朋友。”呼伦湖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凤菊对本刊记者说。采访中没有人能够证实冬季采用冰下大拉网方式捕鱼是否源于草原文化。按照渔业公司目前可以确定的时间来看最早是在清末，随着沙皇俄国势力的渗透，俄国人开始在湖面上搞拉网捕鱼。“现在好几件工具还沿用俄语译音。推大冰、推网用的按绠杆叫‘抱克’，压大冰用的压冰杠叫‘逼克’，绞套绳的‘马神’俄语意思是‘机械’。”王志刚说。日俄战争后，沙皇俄国势力退出，日本人开始主持呼伦湖冬捕，直到1948年呼伦湖渔业公司成立，呼伦湖和贝尔湖才成为国营渔场。

祭湖是每年冬捕开始时最隆重也最神秘的仪式，是否保留着当地先民对这片大湖的原始崇拜不得而知，渔工们只知道是“老一辈一代代传下来的规矩”，即使在破除封建迷信最厉害的历史时期也没有停止过。冰面上放着供桌，摆上酒、水果、点心、猪头或者整羊，工长带领所有的渔工燃放鞭炮、烧纸，在念诵祭词后叩头祭拜，祈求安全高产。祭祀完毕，所有供品被从供桌前的冰眼投入湖中，渔工们才会整队出发。“打第一网时，在冰眼打通下网前和出网后，都要叩头、烧纸、撒酒。”王凤菊对本刊记者说。

为了防止鱼冻成砣，渔工需要把捞出的鱼尽力向上扬洒

冬捕之困

下网工序完成到等待出网的一段时间是大多数渔工一天中仅有的休息时间，他们可以爬进覆着棉布篷顶的车斗里，坐在铺着羊毛的座位上歇歇脚。车斗里烧着煤炉，扑面而来的温暖与车外的严寒分隔成两个世界，锅内沸腾着炖菜，围炉是烘烤着的白馒头，一壶白酒悬在车篷顶上，午饭时每人喝上一口可以驱散体内的寒气。王志刚觉得现在的条件比起四五年前都好太多了。“那时候车斗没有篷顶，只垫着干草，我们穿着羊皮袄缩在车上比干活时还冷，大家都笑称车斗是‘羊圈’。”捕捞队鲜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都已四五十岁，有着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这些渔业工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大多数人成长在渔业公司家属区，承袭了父亲的工作继续从事渔业生产。刘向明是个例外，落户满洲里近20年仍然没有改变他的河北口音。“那时候河间老家还没什么发展，就跑到这里来挣碗饭吃。”上世纪90年代初，在当地身为渔业工人福利还相当不错，刘向明很怀念那时过年就能扛一袋米、一袋面回家的日子，“觉得当个渔业工人还是挺自豪的”。其实这种福利比起七八十年代已经下降不少，程海军在一线做渔业工人时工资可以拿到58块，“那时候满洲里市长的工资也不过50块钱左右”。

机械作业减轻了渔工们的体力负荷，后勤保障也越来越好，可是市场经济给予的劳动力价值却远远不及渔业工人体力和精力的付出。“渔工们的工资与产量挂钩，全队40人按1吨鱼3000块钱分，同时队伍内部还要按照工种用工分进行加权，工长积15分最多，其他人依次递减。”王志刚坦言，按照这种算法一个普通渔业工人冬季捕鱼期每月的收入满打满算只有900元。“渔业工人已经是满洲里收入最低的工作，而且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就算开5000元也没有年轻人愿意来。”王志刚说。然而在王志刚的调查中，私捕者在夏秋四五个月的时间所捕的鱼就可以让每个参与者获得十几万元的分红。收入的巨大反差并没有对渔工们产生太大的吸引力，他们很多人像刘向明一样十八九岁开始工作，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的风光，人到中年面对收入走低却无力转行，但仍然有国营企业工人的自豪感。作为特殊工种，严酷的工作环境和大量透支的体能让他们可以享受55岁提前退休，这是其中很多人目前的期待。

大篷车上渔工们短暂休息、取暖和吃午饭

“我们是有价、有市，但是没货。”王凤菊说。低产量不仅严重影响渔业工人的收入，也是困扰渔业公司发展的问题，历史上呼伦湖的最高年产量曾达到1.51万吨，而现在年产量不过4000吨左右，只是曾经的零头。湖中鱼类的生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990年的大鱼比重就从1984年的44.7%下降到了4.6%。“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为的私捕滥捞是两个主要因素。”从1998年以来，呼伦湖沿岸气温升高，持续干旱，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主要水源乌尔逊河和克鲁伦河在流经草场供牲畜饮水后，补给呼伦湖的水量也在减少。王志刚告诉本刊记者：“仅仅七八年的时间，湖面面积已经从2300多公里锐减到1700多公里，水深下降了4米半，足足是一个太湖的水量。”90年代后期伴随房地产开发热潮，湖边的沙子也被肆意挖掘。“湖水本可以通过沙子进行自我过滤，现在湖底的淤泥越来越多，经常挂住拖底的拉网。”

私捕滥捞的人为因素影响更大。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渔业公司提出打万吨鱼做贡献的口号，呼伦湖连续两年产量达9900吨。70年代湖边开始出现私捕滥捞大军，1989年的数据显示，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3000多人靠湖发财，每年有1000多吨鱼被私捕滥捞者通过各种手段运往内地。王志刚介绍随着《渔业法》的宣传普及，沿湖的牧民已经鲜有私捕。他说：“还存留的私捕者都是有一定社会背景、雇佣十几个工人公然捕捞的，保守估计每年经他们损失的鱼有四五百吨。”为了保持呼伦湖的生态平衡，渔业公司自觉将产鱼量降到了4000吨左右，这成了不得已的选择，并且每年5月到7月的鱼儿产卵期全湖禁渔。“私捕者的恶劣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捕大鱼，而且还利用产卵期鱼儿会靠近湖边的特点在5月到7月捕鱼。”王志刚所在的资源管理部专门打击这些私捕者，然而24个人的部门管辖17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实在力不从心。王志刚说：“我们只有湖面的管理权，没有执法权，只能没收、罚款，经常前脚刚走，人家后脚又下网了。”广阔的呼伦湖跨满洲里市、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三个行政区域，呼伦贝尔市渔政所人力有限，相距湖区也有200公里，执法权由谁掌握、由谁协调也让渔业公司寻求帮助的时候犯难。私捕者也会参加冬捕，“渔业公司白天开工，他们就晚上来，用GPS定位，下的挂网上挂着小灯，在冰面上也能看见”。这种冬捕又给呼伦湖带来新的污染，铅浓度持续升高。王志刚解释道：“私捕者挂灯一次就需要耗费8节电池，他们用完总是顺手就丢进了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