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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改革者可以将这些制度改革视为一种提高政府对公众需要的敏感程度的机制。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政府，反而可以让我们明白如何让政府为公众提供扶持之手，而不仅仅是掠夺之手

潘启雯

纵观古今中外众多经济学理论问世乃至建构历程，“手”(H)，无疑是经济学者为政府建构理论模型时最常用的一个喻指或隐喻。因为除了“形”以外，“手”本身的性质等要素必然产生相应的修辞需求。

“扶持之手”与“看不见的手”

在“二战”之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思潮基础建立起来的“扶持之手”(Helping H)的政府模型，其目的是为了纠正所谓的“市场失灵”。根据“扶持之手”模型，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会导致诸多弊病，包括垄断定价、外部效应、失业、不完善的企业信贷供应以及地区发展的失败等。为了矫正这些“市场失灵”，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从矫正性税收、管制、总需求管理到价格控制、政府所有制和计划等。

与“扶持之手”模型相对的另一个传统模型，是有关政府的自由放任观点，也即“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模型。该模型的出发点是，市场运转良好，无需任何政府。政府需要执行一些市场经济赖以运行所必需的基本职能，比如，提供法律、秩序和国防。除了提供这些有限的公共产品之外，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个模型的追随者很少探询真实经济中存在大量政府干预的原因，也不关注那些能够遏制政府的改革举措。

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烈·施莱弗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罗伯特·维什尼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实证模型，还是作为一个规范模型，“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都是失败的。作为一个实证模型，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政府采用国家所有制和扶持农业这样的干预政策，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干预政策如果导致社会福利的提高，那纯粹是一种巧合；作为政策指导，“扶持之手”模型也是失败的，原因正是它假定政府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该模型的建议常常与服务公众的目标背道而驰。

和“扶持之手”模型一样，“看不见的手”模型起初也是被当作对理想的有限政府的规范性描述。这个模型显然不适合作为实证模型，因为在现实中，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程度远远超出了任何版本的“看不见的手”模型。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也使该模型对提出政策建议无所助益，由于忽视了政治过程，这个模型就不能提出可行的战略以实现自己所倡导的有限政府的最终目标。

从“政府天生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于此往往会损害公共福利”的前提出发，施莱弗和维什尼等经济学家认为，对政府的第三种看法是，应该公正地看待政治，并把政治过程看成是政府行为的决定因素，由此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名为“掠夺之手”(Grabbing H)新模型和独特视角，从而帮助那些从事研究政府行为、公共选择理论者能更实证地发现、分析并解决现实问题。

“掠夺之手”有助于设计好的制度

“掠夺之手”模型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政治家的利益是什么？第二，这些利益将如何体现在政策和制度中，以服务于政治家的目标？

《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试图为第二个问题寻找答案，即利益如何转变为政策和制度。他们要描绘，在政治家们利用权力来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阻碍经济增长的税收、国家所有制、掠夺性的管制、腐败、短缺等现象是如何出现的。

依照施莱弗和维什尼的分析，“掠夺之手”的出发点源自如下的政治行为模型：政治家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独裁者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将资源配置给自己的政治支持者，打击政敌，中饱私囊，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常常抱有更多的公利动机，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再次当选，但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政治家一般也不会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这个“掠夺之手”模型告诉我们：不论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它们所追求的目标都与社会福利，或者所谓“扶持之手”的目标截然不同。因此，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就与“扶持之手”模型——“政府会最大化社会福利”完全不同。

同时，“掠夺之手”分析法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指导原则来服务于政策，因为它有助于形成一些实际建议，同时又承认了政府的局限性。该模型能帮助我们设计一些好的制度，使经济行为人免遭政治家的盘剥(这是“扶持之手”模型并没有做的事情)，同时又没有完全排除政府的影响(而“看不见的手”模型的普遍假设则不切实际地完全忽略了政府的影响)。

在施莱弗和维什尼看来，“掠夺之手”模型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态度，但它同时带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谁去推行改革？如果政府是自私的，那么政府领导去推行政治改革，特别是使政府变得更弱的改革，难道不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吗？实际上，“掠夺之手”分析法并没有假定，那些改善社会福利的改革者唯一的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

“掠夺之手”模型指出，最好的改革时机正好就是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社会福利相一致的时候。该模型的一个中心内容，也是最有趣的内容，正是如何构建支持改革的政治联盟。“从掠夺之手的视角出发，改革者可以将这些制度改革视为一种提高政府对公众需要的敏感程度的机制。有些讽刺意味的是，从掠夺之手的视角来看待政府，反而可以让我们明白如何让政府为公众提供扶持之手，而不仅仅是掠夺之手。”

面对“私有化”，经济学家的态度各有不同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在非洲、亚洲、拉美、西欧和东欧，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落到私人手里。在背后推动这股私有化浪潮的关键因素，是公共企业乏善可陈的业绩。

施莱弗和维什尼等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化”，包括改革带来的两种变化。第一个是控制权从开支型的政治家手里转移给经理人，这常常被称为公司化。一个强大的、致力于改革的政府可以有效地约束其部长和官僚，来完成这种转移，正如捷克共和国所发生的那样。或者随着官僚们的控制权出现衰落，这种转移也可以自发地进行。第二个变化，是财政掌握的企业现金流所有权削弱，以及经理人和外部股东掌握的现金流所有权增强，这也是大多数私有化计划的措施。财政可以将股份卖掉，以换取现金，或者通过委托凭证及其他分配计划放弃股份。

在施莱弗和维什尼等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看待某个问题所采取的视角，将深刻影响他所接受、倡导和执行的解决方案。如果视角选择不恰当，那么从一个漂亮的理论所推导出来的最符合逻辑的政策建议，反而会给身边的某个问题提供完全错误的答案。譬如，有关“私有化”问题就生动地反映了三种类型的经济学家在面对国有企业的巨大失败时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态度。

与此同时，“扶持之手”分析法也关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失灵，比如，把过度的垄断当作大型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认为，在进行任何私有化改革之前，有必要由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分解和重组，并制定新的监管制度。“扶持之手”模型强调市场失灵，而不是政府失灵，因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把管理激励和垄断放在中心地位的信念。在该模型中，政府自身必须警惕市场失灵，因此，他们对私有化的看法如果不是负面的，也至少特别谨慎。

“看不见的手”视角在私有化问题上能够提供的帮助有时甚至更少，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只给政府赋予了少数几项合理功能，包括保护产权、提供法律和秩序。离开这些公共产品，市场经济将难以运行。在发达经济体中，这些制度运转良好，持“看不见的手”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将赞成私有化。但倘若支撑市场的制度特别不健全，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就建议，把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事实上，很多赞同“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建立产权保护制度应先于私有化，原因是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私有产权的经济收益可能会变小。由于这个原因，很多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反对俄罗斯在改革的早期就进行私有化。

但是，用“看不见的手”模型来分析私有化，存在如下问题，它忽略了政治的影响。特别是它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产权保护制度并不能指望一个公益性的政府用法令就足以建立起来，而是私有产权的所有者向政府施加政治压力才导致的结果。

与“扶持之手”不同，“掠夺之手”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对经营的干预，国有企业所追求的是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目标，例如，雇用过多的职员。因此在设计私有化方案时，就必须把焦点转移到限制国家对私有化企业未来可能的影响上，包括补贴、管制甚至少数股权等。事实上，把寻找更好的经理人或者重组垄断企业这样的任务交给政府，与“掠夺之手”的前提是完全背离的——因为政府控制本身就是根本问题所在。关注焦点的变化，导致私有化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去政治化”，而不是重新调整所谓的仁慈政府对企业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