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科院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工作人员在采集植物样本。

中：藏野驴在可可西里地区觅食。

下：科考队成员在色林错湖畔架设激光测风雷达。（均为资料图片）

一提起青藏高原，人们往往想到“世界屋脊”“亚洲水塔”“地球第三极”等形象的称谓。这里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栖息地和高原物种基因库，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地区。

近年来，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中，科学研究功不可没。“在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白皮书作出如此评价。

白皮书披露，我国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科技队伍，有40多位两院院士、100多名“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领军人才。记者近日采访了有关团队和专家，探寻高原科研背后的故事。

爬冰卧雪，秉承高原科考“牦牛精神”

在我国重大科技规划中，自然环境相对比较原生的青藏高原一直被列为重点关注区域。

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国首次开展了青藏高原地区综合性科学考察，涵盖地质构造、古生物、地球物理、气候与动植物研究等50多个专业，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研究中的诸多空白。

中科院原副院长、土壤地理与土地资源学家孙鸿烈院士最早负责西藏地区的科考工作。“大家一起坐着解放牌卡车，一遇到过河就很容易陷在河里。这时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湿着鞋冻一天，晚上再用热水烫烫脚。”孙鸿烈回忆，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他已记不清推了多少次车。

1973年进藏时科考队有40多人，到1976年已壮大到400多人。“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当时的科考队里也走出了不少院士。中科院院士、自然地理学家郑度就是其中的一位。1966年到西藏参加珠峰科考，七十年代初参加西藏科考，郑度的科研生涯与青藏高原结下不解之缘。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大量的、长期的科研探索，来保障生态和区域发展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郑度告诉记者。

而中科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在参加第一次科考时还是一名学生。踏上一座座壮美冰川，姚檀栋就深深地被迷住了。

40年来，姚檀栋经历了高原科考方式的多次变化。从汽车加徒步到飞机加越野车，从人工收集数据到卫星遥感，从铁锹铲子到无人机无人船……得益于辅助工具的进步，科考效率大大提高。然而，主要工作还得靠人，有些工作也只能靠人。

“大家爬冰卧雪、幕天席地，足迹遍布青藏高原的山川湖泊。没有车时，就靠一头头健硕的牦牛驮着野外考察装备通往山涧雪原的科考路……”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长张怀刚表示，几代科研人员克服了高原缺氧气候干燥等诸多不利因素，扎根在这片土地，不断进取，开拓创新。正是这种“牦牛精神”引领无数科研青年扎根高原。

2017年4月，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将有着“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授予姚檀栋。设立于1881年的维加奖，每三年评选一次。姚檀栋成为136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也是获此荣誉的首位亚洲科学家。

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就是守护青藏高原的“摸底工作”。2017年8月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在拉萨启动，由姚檀栋担任科考项目首席科学家。

“40多年前的第一次科考是‘发现’，这一次是看‘变化’。”姚檀栋说，近几十年来，地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而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更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因此，有必要对水、生态、人类活动等环境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并争取在高原环境变化机理、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优化、区域绿色发展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

天地一体，健全生态综合立体监测体系

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考察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工作做好。”

为了监测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化，我国已建成较为完备的监测体系，包括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究网络，以及环保、国土、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专业观测网络，形成了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体系。

记者了解到，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建有森林、草地、农田和荒漠等8个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观测台站，对高原生态系统变化开展长期的定位监测，揭示生态系统及环境要素的变化规律及其动因。高寒区地表过程与环境监测研究网络实现了对青藏高原地表环境变化过程的连续监测。

“这些实时数据和监测平台不仅服务于科研人员剖析高原生态环境变化机理，也有助于管理人员跟踪高原生态环境变化过程，监测生态保护与修复效果，及时预判相关风险，制定应急预案，提高管理效率。”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镱锂向记者介绍。

9部新一代天气雷达、18个高空气象观测站、123个国家级地面气象观测站、1361个区域气象观测站、新发射3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十二五”期间，青藏高原不断完善气象观测试验站网。

在三江源等重点区域，相关部门构建了“星－机－地”生态综合立体监测与评估系统，建立了该区域时间序列最长、数据项最全的高质量数据库。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的健全与数据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环境管理水平和效率大幅提升。

科技创新，引领高原绿色发展

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很多科技成果得到了实际应用。从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解决冻土消融、高寒缺氧、生态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到三江源“黑土滩”退化草地的恢复，正是由于几代高原科研工作者们的接力研究，才使得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成为了可能。

“青藏铁路的建设和运营是科技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郑度说，青藏铁路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色林错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保护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铁路全线建立了33处野生动物专用通道，而且采取了沙害治理、植草绿化、草皮移植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

青藏铁路自2006年建成运营后，多年冻土保持稳定，铁路两侧生态得到持续恢复，局部区域已接近甚至优于周边自然状态。美国《科学》杂志曾刊文评价，青藏铁路终将提升中国西部生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铁路工程，更是一个生态奇迹”。

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退化生态系统的治理过程中，科学技术同样发挥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黑土滩”曾是三江源草原退化的难题，借助青海大学畜牧兽医科学院研究员马玉寿主持研究的草地恢复技术体系，使治理取得突破。随着三江源智慧生态畜牧业综合信息云平台和草情监测与草畜平衡诊断系统实现联网运行，三江源生态保护“减压增效”的“智慧生态畜牧业”新模式正在形成。

如今，科研人员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启动贺信中提出的“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要求，努力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新贡献。（本报记者 姜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