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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解海龙，你不应该只想到“大眼睛”女孩

科技 08-15 来源：影像观察

80年代的中国摄影，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历史的巨大变化毫不留情地给摄影文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群众性的摄影活动的普及和开展，无疑给中国摄影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这以后，中国摄影进入了被称之为的“传媒时代”。高科技、数字化以及网络空间的逐渐拓展，使中国摄影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摄影视觉语言的探索上。

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得到了更为规范化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成为40年中国改革开放纪实摄影的典范。

1982年河北遵化解海龙在创作崔新华摄

安徽省金寨县查畈村，1991年4月

解海龙在安徽省金寨县张湾小学，1991年4月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末，《中国摄影》杂志邀请了50位摄影人，推荐建国以来50年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10幅照片。结果在被推荐的131幅作品中，选出了前10幅最有影响的作品，作为《希望工程》系列的解海龙的《我要上学（组照之一）》名列第一，可见其意义之深远。

1990年，出生于河北的解海龙在家乡的河北农村贫困地区创作，当他看到“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标语口号的时候，心口一阵战栗，从而唤起了他以往关注孩子关注农村教育的生活与情感积累，加剧了他要拍摄“贫困少年失学”现状的愿望。接下来他便主动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取得联系，接受委托为希望工程拍摄图片。这一干就是三四年。他用饱含汗水、热泪与真情的镜头，对准了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开始了对希望工程纪实摄影的艰苦跋涉。

解海龙在广西省融水县怀村小学，1987年4月

解海龙在贵州省水城县包包小学，1993年10月

解海龙在河南省商城县石板村，1993年11月

90年代初解海龙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顶风冒雪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春节都在农村度过。几年过去，解海龙走访了安徽、湖北、山西、河南等16个省、40多个县的150余所农村中小学，行程4万余公里，接触了上万个孩子，拍摄了3000多张底片。

199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解海龙的四十幅照片共五十套分发给新闻界，海内外报刊争相发表，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半年后，“希望工程”收到捐款达一亿元，为前两年半的八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这些年中，解海龙是以摄影影响国策的第一人。

这以后，解海龙的名字与海内外摄影名家排列在一起。人们成群结队地参观希望工程纪实摄影展览，含着泪水奉献出爱心，纷纷为希望工程捐款。1994年1月，解海龙希望工程纪实摄影进入人民大会堂展出，促进了“百万爱心行动”、“1(家)＋1(失学儿童)”救助行动的深入开展。

希望工程纪实摄影除了题材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之外，还包含着摄影家对拍摄题材与主题的独特把握，以及拍摄手段的运用，作品流露出的个性、情感与意识。这些构成了希望工程纪实摄影所特有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力量。正是基于这样深厚的基础，加上现代传媒的宣传力量，从而演绎成中国社会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

无论男女老幼，都曾被这些纪实的力量所感动，其影响力之大，所料未及。

河南省新县王里河小学，1991年4月

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1991年4月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正是摄影家贴近社会、贴近现实，准确把握其社会功能的必然结果。对于摄影家自身来说，也是摄影人格力量的驱使。对比《湖北省红安县周七家小学》（1991）、（1993）两张画面，第一张画面拍摄于1991年，一场春雨过后，教室一片泥泞，孩子们只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上课。

湖北省红安县周七家小学，1991年4月

加拿大华人王华瑞老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这幅照片后，慷慨捐款42万港币，在两年后建造了这所漂亮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当解海龙再来到这里时，师生们聚集在走道里，让人看到了新一轮的希望。

其实，中国新时期摄影发展，多次伴随着摄影现实主义的回归、深化的讨论。为摒弃虚伪、粉饰的“理想化”摄影，扫清了思想障碍，先后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从“四·五”运动、四月影会，到《艰巨历程》影赛、《上访者》等作品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但较大规模，集中地反映九十年代初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纪实摄影作品还没有谁拍过，即使有个别作品，也远远没有达到如此深刻而全面的境地。

面对着中国千百万失学少年的客观现实，摄影家用胆气、勇气，选取了时代“非理想化”这个切入角度，构成一种独到的摄影视角，并赋予了一种饱含同情与爱的情感，让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赋予了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