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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科托：思想并没有自己的家，它在我们拜访他人的时候发光

科技 08-18 来源：中信大方

尽管已经获得多项有力大奖，但在中国，米亚·科托并不是一个被读者所熟知的名字，其所在的非洲也不过是一块模糊含混的大陆。米亚·科托描写的那个国度——莫桑比克，过于遥远，过于陌生。你知道莫桑比克的首都在哪里吗？你知道那里的写作者，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关心怎么样的题材吗？

米亚·科托《母狮的忏悔》《耶稣撒冷》已由大方出版，《梦游之地》也即将在9月上市。上海书展期间，我们邀请他来到中国——一个同样遥远的国度，来分享他关于时代、关于现实、关于写作的种种思考。

本文为米亚·科托在大方文学节中的演讲。

每个词都是一场旅途

米亚·科托

我来自莫桑比克，一个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国家。

▲ 莫桑比克

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小故事，关于我大约十年前在莫桑比克内陆所做的一场旅行。我当时要去济纳福园区工作，那是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动物保护区。

在济纳福园区中，只有几个不愿意搬迁到园区之外的人还居住在那里。其中之一就是照片中我身边的这个人。

▲ 米亚·科托（左）与查伊萨

这个男人叫做查伊萨·恩该济，是一个猎人、一个萨满，也即马苏阿族的通灵者，完全隐居在丛林深处。

查伊萨·恩该济从没上过学，几乎听不懂葡萄牙语。但却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不寻常的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关于他的故事。

我先说一下查伊萨穿着的绿色条纹T恤。这是一件足球队服，来自一支他只知道名字的球队。查伊萨从没进过城，最近的城市离他也有几百公里，但却有一个侄子会来看他，并给他带去足球锦标赛最新赛事的战报。听完战报，查伊萨会说他已经都知道了，因为早在比赛开始之前，他就已经看过了。他只是想确认一下侄子说的是否属实。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观看了比赛因为他梦到了。侄子笑了，兼有尊重与怀疑的意味。在当地的语言中，做梦与飞翔是同一个动词。在那个地方，没有专门表示“现实”的词语，也没有词语来表示“自然”。

我第一次见到查伊萨·恩该济，是我和我的大儿子（他和我一样，也是生物学家）去济纳福园区干活。那时，这个老猎人正独自坐在自家的庭院里。我请他向我展示这片丛林的秘密，他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让我第二天再来，但马上提醒我说没必要开车，因为他身上有动物的神灵，无法进到机动车里。我很早就到了，我们一整天都在丛林中步行穿梭，查伊萨·恩该济向我展示着豺的脚印与猎狗的足迹，那些我所不懂的生命的秘密印记。

▲ 穿越河流

我立即意识到，在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有一点不同之处。查伊萨的智慧是轻盈的、感性的，是与造物之间私密美妙的恋爱。而我的知识却严苛而又枯燥，需要有种近乎清教徒的态度。为了拥有某种“理智”，我耗掉了自己的感知。

感到劳累之后，在一片树荫的庇护下，查伊萨·恩该济向我讲述了狩猎的故事。这个男人再次让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并不只用语言讲述，而是用他的整个身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叙述。每个词都是一场旅途。在那一刻，他不仅在说话，也在狩猎，而我与他一同狩猎。仿佛有另一个灵魂占据了他的身体。有时我想，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我不会跳舞。我请求诗歌将词语从书页中释放出来，请它们跳舞直到世界终结。

在猎人讲述其冒险的那一刻，我验证了写作与狩猎之间奇异的相似性。狩猎与写作都喜欢寻找那些试图躲藏而又留下踪迹的对象。在狩猎过程中，猎人会变成自己的猎物，正如作家会变成自己笔下的人物。我谈及这种相似性，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猎人与作家的特质。与今天的我们相比，早在我们还是猎人的数十万年前，这种特质就融入了我们。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带着些许高傲，我们将其称为“史前史”），狩猎从来都不只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这种“行为”意味着一种“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则需要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神圣的联系。而分享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则永远与狩猎一样充满生命的力量。故事参与了我们变成人类的过程，其重要性与我们大脑形态体积的变化等同。

我将结束这段漫长的插话，回到查伊萨·恩该济身上。为了回馈猎人的慷慨，我邀请他同我们一起在营地吃晚饭。

当时已经晚了（在丛林中，吃完晚饭就算晚了），我儿子说他要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我与他道别，就像我一直做的那样，对他说：“再见，我的儿子”。这番道别令我们的客人不安，他立即提醒我说：“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对要睡觉的人说再见。而是相反，应该对那些在睡梦中拜访我们的人如此致意。”

我第一次反思了一件每晚都会在家里机械重复的事情：对一个甚至没有离开我身边的人说再见。恩该济的提醒可以简单地看做是社交礼仪的不同。但远不止如此。很明显，我们有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在场”与“缺席”的边界。在非洲乡村文化中，睡着的人与清醒的人同样在场。睡在我们身边的人依然同我们一起，因为他正在做梦。而梦是与意识同样具体的表现。

▲ 晚餐

晚餐期间，我请查伊萨·恩该济把杯子递过来，方便给他倒酒。他于是做出一番意想不到的声明：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是瞎子。我笑了，觉得他是在开玩笑。但他是认真的，并补充说：当我打猎时，我便复明了。

这句话令我极度不安，因为在一本名为《耶稣撒冷》的书中，我就是这样写的（这本书刚刚在中国出版）。在书的结尾，有一个失明的人物，他将一本手稿交给自己的哥哥，宣称这部手稿是他写的。“我不相信”，哥哥说。“但是真的”，瞎子回答：“我只有写作时才看得见”。这不只是一个奇怪的巧合，这种突然、有选择性的失明令我迷惑。

《耶稣撒冷》

[莫桑比克]米亚·科托著樊星译

中信出版·大方 | 2018年8月

临走之前，我说服我的猎人朋友到马普托的一家医院做视力检查。我承认，我并非没有私心。我想要确认那个男人没有对我撒谎。几个星期之后，我实施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包括向那个园区派一辆4轮驱动的车，并配有一个熟悉当地语言和地形的司机。在遥远的村庄和道路上战胜这段距离，仅仅是这项挑战的第一步。

该计划还意味着要在眼科医生那里预约一次诊断，在马普托定一间酒店来接待我们的客人。一切顺利，汽车去接猎人，十五小时之后进城，直接开往医院。

▲ 医院

诊断之后，医生很快便打电话告诉了我结果：我的朋友并未失明，但却患有视觉神经退化症，很快就会完全失去视力。我焦急地等待着跟他见面，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我的司机来了，他身边的人我却从未见过。那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查伊萨·恩该济的兄弟。他不能来。就让我替他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感到困惑、挫败、愤怒。注意到我的反应，那个男人安慰我说：“别生气，这没什么区别。我和我兄弟用同样的眼睛来看。”

我将访客留在酒店，打电话给眼科医生告诉她弄错了。我问她这种病症是否会有遗传原因。医生告诉我会，很可能这两兄弟患有同样的遗传神经病症。兄弟两人确实用同样的眼睛来看，他们共享着同样的光明，也分担着同样的黑暗。

我讲述这个故事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有着关于身体与意识的截然不同的概念。在莫桑比克所有的乡村文化中，普遍认为我们是用整个身体来思考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分散在我们的身体各处，从头到脚。思想并没有自己的家，它在我们拜访他人的时候发光。

查伊萨·恩该济让兄弟替他去做检查，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只存在于自己的身体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他所有人。个人身份的概念并不建立在单独的个体之上，而是在家庭关系的网络中。在莫桑比克的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一个词来表示“贫穷”。形容一个人穷困时，人们说他是一个“孤儿”，一个“希希瓦纳”（Chissiwana），也就是没有其他人拜访的人。

在回城的路上，我收到恩该济刚刚去世的消息。我马上返回，却没有赶上葬礼。他并未被“埋葬”，因为在那个世界不用这个词。他被“种下”，那里就是这么说的。他被种在一棵圣树的树荫下。

“他是因为什么死的？”我问他的兄弟。

而答案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谁死的？”

这里并不存在误解或者翻译错误。对我来说是“什么”，而他们则说是“谁”。本来该有一个原因，那里却有一个故事。本来该有一件事情，那里却有一个主体。

在莫桑比克，人们有一种特别的抱怨方式。他们不说“我身上疼”，而说“我正感受着身体”。一个人说的话，就是身体对他说的话。而他的身体正在提醒他，说他现在与世界不在一个调子上。健康状况并非由激素决定，而是由和谐决定。这些和谐在生者世界与死者世界的协定中产生。

在西方传统中，医生认为他在“治疗”病人。在非洲传统中，巫医则采取不同的方式。

非洲大夫则让彼此间不和谐的力量对话。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我们的肌肤之内与肌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房屋与世界的旅行中介。

然而，无论是在非洲现实里，还是在欧洲或者中国现实里，却有一个共同点。从儿时开始，在所有文化中，我们所有人都乞求以虚构的外表来展现所谓的“现实”。并不只有作家才能在这个世界中发现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