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f)1986年接手了美国政府中一项名不见经传的工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网络监管部部长。他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当时还只是学术信息和文件分享渠道的互联网。但在接下来几年中,沃尔夫认识到,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好,他可能会因此失业。他认为,自己现在监管的网络最终可能并且必然会对所有人开放。到时,任何一个人或机构都无法监管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网络。
沃尔夫是对的。哈佛商学院的尚恩·格林斯坦(Shane Greenstein)在其著作《互联网的商业化过程》(How the Internet Became Commercial)中详细记录了对互联网资源控制权的去中心化,如何迎来历史上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改革时期之一。
作者:尚恩·格林斯坦(Shane Greenstein)
以NFS资助、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创建的Mosaic浏览器为例,该浏览器基于瑞士物理实验室CERN的技术开发,后被硅谷初创公司Netscape商业化,最终其使用权由有20年历史的技术公司微软获得。这就是格林斯坦所谓的“貌似从网络边缘开始的”创新。这种创新并非像一些科幻小说作家,比如哈尔(HAL)的创作者亚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预言的那样,由“单个、等级严格且深谋远虑的组织”引领,而是来源于分散、渐增且不可预测的工作,并需要有前瞻性的法律、规范和组织决策才能实现。
格林斯坦分析了过去,而另一些新书的作者则向前看,想象互联网在渗透到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中,将会变成什么样?《连线》(Wired)联合创始人凯文·凯利撰写的《必然》(The Inevitable)提供了一个未来学家的视角;美国在线(AOL)联合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提供了一个创业家的视角;原美国国务院官员亚力克·罗斯(Alec Ross)的《未来产业》(The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则提供了一个政治家的视角。
作者:凯文·凯利
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
亚力克·罗斯(Alec Ross)
这三本书有很多共同之处:1)都描述了大有改变社会之势的技术,其中包括机器学习、机器人学、虚拟现实和互联产品;2)都提及了以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表达了对技术发挥积极作用的殷切希望;3)都预测了创新将继续“从边缘开始”,不过每个作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凯利的书最含糊不清,而且猜想的成分最多。凯利认为,在网络化的世界,去中心化是必然的。凯斯设想,互联网将扩展到新产业并使“他者崛起”,即硅谷之外的城市将称霸一些领域。罗斯也预测到,产业和地理位置不同,创新也将不尽相同。但他的视角更全球化,比如非洲手机银行的发展将加快,而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将发展迅速。
但如果格林斯坦总结的去中心化模型失去现实意义,又会怎样?毕竟现在的互联网明显由《纽约时报》的法哈德·曼约奥(FarhadManjoo)所谓的五大巨头(the Frightful Five,亚马逊、苹果、Facebook、现在是Alphabet一个部门的谷歌和微软)控制。相比以前的巨头,这些在位企业捍卫自己的地盘并维持集权控制的意愿会更强烈,并为此做更充足的准备吗?
一方面,五大巨头拥有多个能够深刻影响到下一浪潮的技术。Facebook收购了虚拟现实公司中的佼佼者Oculus。Alphabet收购了在围棋大赛中打败世界冠军,树立了新里程碑的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与此同时,它还吞并了7家不同的机器人技术公司。亚马逊和Alphabet都在试验无人机送货。当然,Alphabet还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数据是另一优势。五大巨头手上有海量数据,而且就是你创建机器学习应用软件所需的数据量。它们已在这一行业发展多年,收集了众多的客户信息,因此在该领域内有巨大的,而且可能是不可逾越的领先优势。如罗斯所问:“大数据会将企业权力集中化,将更多产业纳入硅谷的引力场吗?”
凯斯相信创业者和他们取代在位企业的能力。毕竟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在线成功抵御了微软的攻击,也许现在的初创公司可以对五大巨头作出同样的反击。但他承认,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并购失败的导火索是拒绝“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为推动科研成果利用互联网自由传播而采取的行动——译者注)的公共政策决定,使有线电视公司不公正地对待内容提供商。“如果我们不能和有线电视公司建立伙伴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也许我们应该买下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凯斯写道。
这仅是一个可以说明控制权去中心化非常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例子。格林斯坦用另一个反垄断法的例子指出,虽然美国电信公司AT&T的瓦解促进了技术发展,但如今的市场规则仅关注竞争如何影响消费者价格,而非创新过程中对多个视角的需要。
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称呼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蒂姆·库克(Tim Cook)、拉里·佩奇(Larry Page)或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为“互联网管理者”。但这些人领导的公司的确代表权力集中化,而且每家公司对网络未来的决定权都过大。尽管创新从边缘开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并非必然。
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文
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刘筱薇| 译 齐菁 |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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