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派往中国常驻的西门子德国员工是带着好奇和欣喜在融入这片陌生的土地。他们保持了日耳曼民族的一贯优点，工作认真而严谨。

后来在1997年成为西门子中国区总裁的贝殷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曾经住在民族饭店的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跑，满眼望去，人群都是一片蓝色，而那时的中国到处都充斥着浓厚的“计划经济”的味道。

据1984年加入西门子的老员工王维军回忆，那时在北京，德国同事走在街上还会被人围观，也有个别大胆的年轻人为了练习英文上前攀谈。但特别让德国同事难忘的是中国的各种美食，那是让他们大开眼界、大快朵颐的乐事。最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元宵。他们始终不明白这馅儿是怎么放进去的，总是带着疑惑的眼神问道：“是用注射器打进去的吗？”

常驻中国的西门子员工在行前都要接受汉语培训，但掌握的水平因人而异。他们一般都会说“你好”、“再见”，在餐馆也会对着菜单说“这个”、“那个”。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会说“啤酒”，这对日常生活来说已经足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门子部分员工在颐和园合影。后排中间是来自德国的同事库尔（后排左三）和吕尔斯（后排右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维军和一位德国同事到山西太原考察汾西机械厂时在晋祠留影。

来华出差的德国同事总是趁机买些小玩意儿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让王维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对中国自行车上的转铃非常感兴趣。爱尔兰根是德国拥有自行车数量最多的城市，但他们没有这种可爱的转铃，一对铃盖儿旋转发声，清脆悦耳。王维军时常要一次帮他们采购最多十几个转铃。后来他到爱尔兰根出差，看到街上自行车的转铃，也会心想这可能有自己的功劳。

但文化差异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曾经在一个项目中，中方客户要求来自德国的西门子工程师在圣诞节加班调试。但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工程师坚持回国，最后没办法，只得自行想办法离开。为此，中方把电话打到王维军那里告状，还声称要通过外交部向西门子公司提出抗议。王维军只得耐心说服，对方好不容易才消了气。

而在渡过最初的磨合期之后，越来越国际化的中国，以愈发开放的胸襟和成熟的心态，容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而西门子也敞开双臂，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拥抱并扎根中国市场。

（王维军于1984年5月加入西门子北京代表处，2014年11月，从西门子中国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大型传动部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