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北大不老

许渊冲先生作客《朗读者》

编者按

印象中，老师们总是告诫我们要谦逊；这位老师却与众不同，九十六岁高龄作客《朗读者》，依然会递上“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这样一张名片。这位特立独行的先生，就是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精通英语法语，尤其擅长中国古诗英译，曾将《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等中国古代经典译为外文。今天这篇文章，就是一位北大学子对这位“怪才教授”的深情回忆。

师事

作者｜天波

写下题目，自己先吓了一跳：居然已到了忆旧的年龄，居然抖起胆子要忆北大的旧。

急忙打开皮箱，翻出临行前妻子夹入行李里的小圆镜，将自己“政审”了一番。不知是镜子放歪了，还是没把自己摆正，半天才把脑袋放在镜子里。头发自然长乱得如一团荒草。想来这些天穿行于校园的林木之间，定是骗了不少做窝过冬的鸟。没办法的事。美国的剃头刀宰人实在太厉害，三上两下，一星期的生活费便无影无踪，也难怪许多美国人哪儿都长毛，就是不敢长在头顶上。

再看下去，原来前赴后继的青春痘，不知何时已不见再冒出来，看来岁月已使脸皮厚了许多。看着看着，自己的尊容已被一圈圈的波纹隐去，映于镜面的已是燕园的湖光塔影、师长同窗、饮食男女……

好在一切都依然清新动人，好在北大不老。

人常说北大出“三才”：人才、天才与怪才。人才在北大已是普通，天才也不在少数，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怪才。北大有怪学生，自然也有怪先生。这多半与北大的传统有关。在社会上，说你怪多半是说你不正常，而在北大，说你怪却分明是在夸你不寻常，正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许渊冲先生是我在北大的首课老师，主讲英汉互译。说起来，许先生进入燕园的时间，比我们这帮八四级的学生也早不了多少。他原为洛阳外国语学院（即解放军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据说曾任副院长，照现在的军衔，应不小于大校。许先生调入北大的原因，他自己从未讲过，做学生的也不便多问。倒是某次课间，有学生偶然提及，许先生给了个说法：“为什么？因为那里的院长总是老子天下第一。”

我听了觉得可乐，小声嘀咕道：“您是副院长，也算天下第二么。”

不想许先生听得分明，摇头道：“哪里，哪里，他老婆天下第二。”

全班忍不住笑作一团。

许先生自然不甘做老二，更不愿做老三，许先生要的是天下第一。

许先生专攻汉诗西译。译诗极重格式韵律，属喜欢戴着锁链舞蹈的那种。他对韵脚讲究到刻薄的地步，自称“诗不押韵死不休”。他当时已有多部译作问世，尤以《毛泽东诗词选》的英法译本为人称道。许先生先留法，后留英，英法语言功底难分伯仲。译诗往往是双管齐下，一举两得，在翻译界实不多见。许先生自己也颇为得意，一不留神就骄傲一番，且也不管人前人后。

记得某次上课，他带去了自己留存的一本《毛泽东诗词选》，扉页上赫然自题：诗译英法第一人。我们这些从小就被师长教训要以谦虚求进步的学生，如今看老师自己为自己骄傲，常常私下议论，偷偷替老师不好意思。我还在心里为老师打圆场：许先生自己的书，题上几个不谦虚的字，外人也不会看见，不算太过。可不久我就发现许先生实在不需要这么个台阶下。

有一次要到许先生家里去交作业，那时，许先生已从暂住的勺园搬入畅春园的寓所。我还从来没去过。战战兢兢敲过门，许先生已迎到门前。走进厅里，一幅类似中堂的书法条幅，遮了半壁河山，定睛望去，呜呼，居然又是“诗译英法第一人”。是哪位书法家的大作已记不清楚，反正有题款印章在上的。

许先生虽孤傲，但对后辈学生却十分宽容。发现作业上的佳译，往往褒奖有加。哪怕只是个别的词句，他也会只夸此点，不及其余。一般说来，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过溢一点，应属普通。但许先生评点作业，总爱触及旁类，爱做比较，且经常拿名家的译作做靶子，出口伤人的事在所难免，经常是一堂讲评课下来，所谓德高望重的大家已被他轰倒一片。据说为此许先生开罪了不少学界大腕，以致在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审上穿了不少的小鞋。即使如此，他也毫无收敛之意，依然是学生某某的译文超过了某某，某某的译文驴唇不对马嘴等等，虽然许先生自己一再称对诗不对人，可惜那些被点名对号的人，少有几个能对诗不对人的。

未上许先生课之前，早有上届好事师兄特别嘱咐：上许先生课，万不可坐前两排。问之原因，却是诡秘一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一般来讲，学生上课，离讲课人的距离同喜欢这门课的程度成正比。学生坐后排，往往是想躲开老师的视力范围，好一心二用，比如看武侠小说，写情书等。后来自己有了做老师的经历，才知道那实在是自欺欺人。老师站着，你坐着，老师居高临下，哪有不发现你在下面搞小生产的道理，只是不愿揭穿你而已。

坐后排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极为方便地在课间开小差。可许先生的课是通共才十几个人的小课。“地下活动”与“开小差”等于公然冒犯，不可为也。再说，许先生的课应该是上乘的，不坐前排的缘由应另有讲头。

于是，我上课前不远不近坐在了第五排，太近了怕辜负师兄的告诫，太远又怕搞不清究竟。

许先生走到堂前，并无太多开场白，直入译事信、达、雅。许先生虽已七九六三之年，却声若洪钟，胸腔共鸣，与四壁谐振于一体，讲到激扬动情之处，每每喜形于色。抑扬顿挫之间，难免唇齿失于严密，往往流星迸发，大珠小珠洒落堂前。碰上英语爆破音如b、p之类，更如春雨骤落。前排用功之学生，多为女孩子，不好意思拂拭颜面，只好任凭老师洗礼。只是自此之后，许先生课上，再无人敢以身试法，前三排空无一人矣。

许先生译诗讲形式美，对自己的名字也搞“形式主义”。记得初读许先生的译作，发现下面的署名为X.Y.Z，心想出版社的校对实在太不认真，连译者的名字也会搞错，许渊冲三个字对译过去应为Xu Yuan-Chong，字头缩写应为X.Y.C嘛。后来在作业里也发现了批语后的X.Y.Z，才知道是许先生自己所为。问之原因，答曰：X.Y.Z看着听着都顺畅；X.Y.C则次序不对，形式不美。听来言之有理，好在Chong与Zhong在老外听来区别也不大，再说X.Y.Z确实标新立异，好看、好听又好记。

某日，我去二院的系办公室私干。刚进院中，便听见许先生的轰鸣之音，走近一看，许先生正脸红脖子粗，手中的一叠报纸已抖得哗哗作响。听了半天，才知道问题出在许先生名字的次序上。

原来，许先生自订报纸数种，每日来系自取。办公室分发时，在顶角上注“老许”二字，以便分发。可正是这个“老”字，惹得许先生动了真气。

“我已多次申明，不要再写老许，怎么再二再三？”许先生道。

管分报纸的是个女同志，已年过半百，自然觉得许先生小题大做，争辩道：“不写老许，写什么？”

许先生一时语塞，情急之中，瞥见了门口进退不定的我，一把拉过：“彭，你说，你们叫我什么？”

我急忙作答：“许先生。”

女同志反唇相讥：“好！好！好！叫你许先生，许老，许教授。”

许先生回击道：“叫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叫老许。”

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最后经系里协调，达成了协议：不写老许，也不称许老，干脆去了“老”字，再没了次序问题。

我心里觉得许先生也太过认真。出门后，许先生像是猜到了我的心思，说道：“你不知道，‘文革’前人们称我许先生，‘文革’中，成了臭老九，改称老许了。”

原来症结在此。

许先生性情直爽，急人快语。遇欣喜之事，必喜形于色；有不满之时，必溢于言表，且往往当场兑现，不留情面。

许先生讲英汉互译时，患有眼疾。那时学生交的作业，不如现在有电脑可打印得整整齐齐，字体也可大可小。作业的手写体千姿百态，有时自己都难以辨认，真是难为了老师。先是他自己坚持看，后终于坚持不住，便请他正在读英语研究生的儿子代看。

儿子看了作业，自然负有讲评的责任。许先生必到场督阵，常常是表情肃然，坐于一隅，俨然一个考官。其公子只好硬着头皮开讲。许先生坐在那里，总是大动声色，不满之处，大摇其头，数次站起又坐下。未过几个回合，老先生终于忍无可忍，“腾”地站起，自己上得阵来，道：“还是我来讲吧！免得你我都受罪。”说完，自然又是“口若悬河”。

算来离开北大已十载有余，许先生已是古稀之年。但愿许先生课上仍是前两排空无一人。但愿许先生梦中不再被人叫“老许”。

天波，男，河北沙河人，1981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84年考入北大国际政治系，攻读国际文化交流双学士。曾就职于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

文章选自《北大往事（修订典藏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暑假期间，我们都会有一篇北大师生描写校园生活的文章，带领大家一起领略在北大读书的滋味，让你不用顶着炎炎夏日，也能畅游未名，远眺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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