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已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它需要日积月累的研究和实践，更需要不断激发的创新思想的碰撞。22日，在深圳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工程院主办、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承办、腾讯青年发展委员会协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工程管理论坛智慧城市青年学者论坛”上，来自深圳、北京、上海、雄安、香港及澳门六地的院士大咖和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就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下，如何建设智慧城市，以及对智慧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提出了新的思考。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要以人为本，建全适应技术创新应用的制度变革和“顶层设计”是关键。

“智慧”是手段不是目的

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在当下全面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几乎所有事物都想被冠以“智慧”二字，它好像具有价值含量，并带有指向性。然而，北京城市象限创始人茅明睿首先对此提出了疑义。他认为，城市发展始终如一的目标是人性化建设和维持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智慧不是目的，它是达成城市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如果智慧或技术方法背离这个目标，将会付出很多代价。例如在安防领域中可能付出的隐私代价、低频低效的安防服务、以及街上众多摄像头每天24小时不断产生的大量无用数据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也认为，在智慧城市建设中，人才是主体，城市是客体，主体和客体都需要智慧的沟通和修炼，这样才能做到最少的时间消耗、心理消耗、能量消耗、土地消耗，以及空间消耗，这五大系统能整体良好地运行，才是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方向。

而在深圳市罗湖区政协副主席张宇星看来，建设和发展智慧城市究竟是为什么，这也属于伦理学范畴，例如在智慧城市发展中，大数据已经成为关乎行业发展的命脉，掌握了数据，就掌握了权利，然而大数据的应用究竟是为了服务人类还是控制人类？只有想明白这些，才有可能将智慧城市建设的更加完善。

数字城市可先在空间试点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技术往往是先行者。虽然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位于世界前列，但智慧城市的发展还属于半稳定和半发展状态，待开发片区与已成型现状片区共存。来自上海西岸开发集团的负责人叶可央分享了上海西岸的开发经验：西岸用了十年时间，将9.4平方公里的黄埔江岸沿线从默默无闻的空地变成了现今文化、科技企业争相落地的发展新区，从开发之初便规划好了发展方向，通过一步步实践，有了今天的成果。对此，深圳规划院副总规划师王金川指出，新开发的片区与已成型的现状片区发展不同，现状片区一般是提供决策、分析并寻找规律；而新区建设，智慧管理和智慧建设更加重要，可以先从从小范围、小空间去试点，并跟踪整个建设过程，建立一个数据平台，试点成功后再向其他区域慢慢展开，这样会更加有效率。

但在小范围试点过程中，也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存在信息数据无法共享互通等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建民表示，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处在信息不统一的碎片化阶段，低效、打乱仗问题时有发生，要打破信息壁垒，数据互通协同才能让智慧城市建设更加有效。

制度、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关键

然而，光有目标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智慧城市更要从政策的顶层设计入手，建立适应各类技术创新应用的制度变革。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创新总监郭晨做了形象的比喻，他将城市比作电脑，智能化技术好比软件应用，而各类政府企业的功能平台相当于硬件，如果光在硬件上添加各类应用产品，电脑仍然无法有效运作，因为它缺少最重要的核心部件——操作系统，而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电脑的操作系统，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影响和决定着智慧城市的建设。

香港是非常重视隐私的地方，如果在香港发展智慧城市，仅仅是在社区或者家里安装摄像头这一点都要符合私人管理条例的监管，所以，在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部副总监周文港看来，智慧城市不但是城市规划的议题，还必须更多从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及市民的认知及其接受程度入手，希望通过顶层设计，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真正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

北京量城科技创始人袁晓辉指出，面对在不同城市之间数据的打通和经验借鉴方面存在的壁垒，也需要顶层设计包括体制和机制创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