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鹏 编辑|冯翊

8月20日，全国结束高温预警5天后，黄发建终于找到了一辆车带儿子回家。

20天前，27岁的黄道术晕倒在北京平房乡石各庄村的出租屋外，“全身僵直”。学起儿子倒下的样子，黄发建四肢伸直，细瘦的胳膊在拳头攥起的一瞬间，变成一串结实的肌肉，“哈……哈……哈，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病危通知书上写着他从未听过的名字：热射病。

“（医生说）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10%”，他在四川的暑热里熬了几十年，到了60岁，第一次知道，“热，还能要人命哟”。

北京持续一周多的“桑拿天”带着黄道术在鬼关门走了一趟。

8天后，摘掉呼吸机，平时扛着钢筋走来走去的他，全身的力气似乎都被热浪卷走了。因为只能发出“蚊子一样”细微的声音，离开重症监护室的头几天，他尿了几次床，黄发建懊悔听不清他讲话，买了尿不湿铺在儿子身下。

在ICU门外守着的那几天，有人因为多脏器衰竭，流了很多血，死了。新闻上也不时爆出各地热射病患者身亡的消息。儿子挺了过来，黄家觉得是不幸中的万幸。

患热射病的人群从建筑工人、厨师、外卖员、园林绿化工人，到老年人、跑步爱好者、驾考人员、参加户外运动的大学生、公司白领，不一而足。多位急诊科医生说，今年是他们从业以来，“接诊热射病人最多的一年”。

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像一口焖锅，选择性地袭击了夏日里的一群人。秋雨驱散湿热后，享受秋高气爽的人鲜有人知道，那些被“热”倒的人，身上永远留下了这个夏季的痕迹。

(从重症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后，黄道术四肢不能动，没有力气。摄/林鹏）

器官像被蒸煮了一样

天太热了。

8月1日中午，黄发建爬到地面休息时，抬头看了看周围贴满玻璃的写字楼，明晃晃的，照得人头晕。空气里蒸腾着水汽，人站着不动都要流汗。

在“北京最高楼”——中国尊的建筑工地，黄发建和儿子黄道术在地下六层扎钢筋，那是在建的一个地下车库，“光是走下去，就要花十几分钟”。6月份，老乡介绍了父子过来工作，一个大工程，“要干两年半”。

在他们头上，国贸CBD的高楼耸立在夏季的雾气里。

当时的北京正在度过今年的第17个高温日。监测显示，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升至37℃，丰台蹿至38.3℃。此前，北京刚刚迎来近8年来的极端天气——一场持续约58小时的降雨。紧接着，闷热统治了全城。

开了十几年出租车的陈师傅说，那几天就害怕乘客上下车，车门一开，“呼”，一股热浪涌上来，“像走在一片热海上”。地铁1号线里的乘客吐槽着失灵的空调，“汗从脸穿过后背流到脚后跟了”。

黄道术和父亲每天早上5点，从东五环外的石各庄出发，钻进包工头租来的面包车，6点钟到达依然沉睡的商务区。他们的工作是在工地整理和捆扎钢筋。黄道术身体强壮，从小“连一颗感冒药都没吃过”。100多斤的钢筋，扛上就走，身上没有过伤病的痕迹。

8月1日下午，他工作了2个小时，“开始不舒服”。黄发建以为只是轻微中暑，甚至没问他怎么不舒服。他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干，“怕表现不好，工长不满意”。

住进重症监护室前，黄道术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很不舒服，想快点回去睡觉”。下午6点多收工的时候，他从地下爬出来，上了面包车，一路无话。7点下车，“人都横着走了”，黄发建还没来得及追上他，“砰”一声，儿子栽倒在地上。

黄道术晕倒的这天，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已经“连轴转了30多个小时”。唐子人是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从事急诊工作25年。因为接连收治了几个热射病人，他三十多个小时没回家了。

8月1日凌晨1点，他在朋友圈里写：“病人都是在热浪滚滚下挥汗如雨的户外重体力劳动者，所有器官几乎都像被蒸煮过一样，迅速地衰竭，病情危重……”

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转载了唐子人的朋友圈。在那条“医生发朋友圈，中暑也能要命！”的文章里，多位急诊科医生留言称，正在接诊热射病人：

“顺义区医院急诊科，急诊ICU正在和热射病对抗”“宣武急诊也在和热射病战斗”“我们科已经大半个江山都是热射病的了，不要再中暑了”……

8月3日，闷热天气上演到极致，全市最大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重症监护室没有床位了。唐子人全院协调床位。急诊ICU16张病床，“住了一半”。还有的医院高峰的那几天，一度出现了药品短缺。用来降温的冰盐水不够用，医生就把冰盐水和常温盐水绑在一起，“等冰的输完，常温的凉了”，液体就能用了。

在不同医院的病床上，躺着被热浪袭倒的人。幸存的热射病患者，浑身插满管子，躺在监护仪器此起彼伏的滴滴声音里。

热射病是中暑里最重度的一种病症。“发病条件是持续的高温、高湿、无风环境，不利于身体热量散发，”北京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医生孔令东解释，像健康青年、运动员、军事人员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进行高强度体能作业；或者幼小、年长、有潜在疾病的人暴露于高温环境，都可能致病。在医学上，前者被称为劳力性热射病，后者叫非劳力性热射病。

公开资料显示，热射病的死亡率达50%，其中，重症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朝阳医院重症监护室在最热的一周，共收治9例热射病，4例死亡。唐子人最难受的一天，一张床上一天走了两个病人。“对医生的冲击，你说有多大？”他问。

对热射病，不少医护鲜有接触。7月底，中日友好医院一位急诊科护师发了一条关于热射病的朋友圈，很快有同行来问什么是热射病。

医生们十几年前最早见到的热射病患者都是“特种作业”——拉练的士兵、炼钢厂的炉前工。随着高温天气频发，近年来，热射病的患病人群开始多样化。

一个大二男生，旅游爬山时突患热射病，在重症监护室躺了78天。早上5点下井工作的路政工人，干了不到一个小时，晕倒在井下。还有求职者应聘岗位时，在3000米的体能测试中晕倒。

黄发建把儿子送进北京红十字急救中心时，医生说“只有10%的可能活下来”。他呆立在抢救室外，“热，还能要人命哦？”

（北京。烈日下的工地。摄/林鹏）

与高温拔河

在ICU住了8天后，黄道术醒了。

热浪逃生后，黄发建坐在一旁揉着儿子的脚底。他拿拳头用力顶了顶：麻不麻？儿子面无表情，“唔”了一下，头轻轻摇了摇。

检查结果显示，黄道术有继发性脑干损伤。“伤到神经了。”黄道术的妹妹说，最初几天，他指着4岁的女儿说是“妹妹”。

他四肢动不了、说不了话，像被刮掉一层釉质的瓷器，木讷而瘫软。他的妈妈从他身上擦下一片皮屑，那是高烧留下的痕迹，“不死也要脱层皮”。

和很多热射病人类似，黄道术在送诊时，发高烧，身子“像煮熟的鸡蛋一样”，无汗、滚烫。有的热射病人会昏迷、抽搐、大小便失禁——这预示着神经中枢受损。

高温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危险。

“神经细胞外有一层磷脂鞘膜，崩解了。”唐子人解释，相对于其他变温动物，人依靠神经中枢和体液调整达到产热和散热平衡，体温保持相对恒定，脏器才能正常运转。

但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大脑体温调节中枢坏了，任由体温上升，会同时出现心肝肺等多脏器衰竭、呼吸障碍等系统病变。对急诊医生来说，最常应对的是上述单一或一两个问题。“热射病一来多脏衰竭，”朝阳医院急诊科ICU主管医生张达说，这是对团队经验、人力、体力的多重考验。

热射病早期有效治疗的关键之一是，快速降低人体核心温度。但及时、快速降温并不容易。

黄道术发病后，高烧42°C，等救护车等了一个小时。到了医院，身子光着，医生拿凉水和酒精给他擦浴，冰毯垫在身下，冰盐水滴进血管。“像把人放进了冰箱，”黄道术的妹妹说，第二天早上才降到38°C。

再早几个小时，8月1日中午，山西厨师刘强在厨房晕倒。他43岁，医护夸他身体“健壮”。厨师身穿一件“熊猫星厨”的T恤，在北京一家山西面馆焖面。

他早上8点进厨房，干到10点，觉得胸闷、心慌，喝了点水，以为是轻微中暑，没在意，接着干活。不到12点，一头栽倒。

张达说，第一次就诊的医院，把刘强的体表温度降到39°C，转诊到朝阳医院后，尿管插进膀胱里一测，接近人体核心的温度依然高达42.3°C。

为了快速降温，医生使用了亚低温治疗。

国际复苏联络委员会推荐的亚低温是指 32～34℃。这一疗法“类似让人冬眠”——在人体表面铺上大面积的冷循环水，通过仪器调控，配合少量镇静药物，4-5个小时，冷水把人的核心温度降到33°C。它可以直接阻止持续高温对机体细胞的损伤，成为公认的有效的脑保护手段。

“对神经系统的保护，效果非常好”。ICU的医生说，重症监护室抢救的9例热射病，除因病情过重死亡外，其他神智都恢复了，有3例已经出院。

但即便是能快速降温的亚低温治疗，对刘强来说，都太慢了。

温度还没降到33度。厨师嘴里、胃管里、大便里“全是血”。很快，血压没了，监护仪上剩下一条直线。

8月15日，聊起厨师，急诊科有个医生满心遗憾地说，看过那种病人都忘不了——年轻，没有基础病，突发急症，医生都卯足了劲想救回来，跟死神拔河，力气大就把人拔过来了，“但拉不住他，”张达想着那个忙碌的夜晚，摇着头。

厨师刘强去世两个小时后，同一张病床上送进一个绿化工人，61岁，经历了类似的抢救过程。12点收进住院，第二天早上也走了。

对于刚刚过去的夏天，热射病患者的家属心情复杂。他们对这个夏天的闷热感到困惑和怨愤。一个等待父亲醒来的女儿说，“那么健康一个人，突然就这样了，但你都不知道该怪谁。”

63岁的王俊醒来时，把医生张达认成了包工队的“队长”。他8月2日晕倒入院，亚低温让他“冬眠”，3天后，机器把他唤醒——每小时升高0.1°C，花了40个小时，他在拥有了37°C的体温后，醒过来。

高烧曾使他短暂丢失了记忆和计算能力。这个来自承德的男人在ICU里躺了一天，想起了很多重要的事儿——他是每天5点30上山工作的绿化工人。刨去走路的时间，上班时间干够11个小时，每天可以拿到140块。他6月到北京打工，原本计划凑够100个日工，为儿子娶媳妇攒上1万块钱。

“昏迷三天三夜，是在阳间还是在地狱，就不知道了。”8月15日，他举着挂满管子的左手，比划出“3”的手势，像讲一段别人的故事。他的身旁还躺着两个病友，看上去，他恢复得更好，神志清醒，语气坚定，“不干了，这次我要告老还乡了，明天就凯旋！”古铜色的脸上，笑出一脸褶子，塌落的眼皮边上悬着一滴泪。

（朝阳医院抢救现场。）

“工伤”与被忽视的湿度

对儿子的病因，黄发建觉得除了天气热，最重要的是儿子做事太老实。他指指儿子右肩上的一片老茧，“别人拖着钢筋走，他就扛着”。

此前他忙着筹借十多万的治疗费用，现在他想为儿子讨一个说法。

因为黄道术没有在工作时间晕倒在工地上，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工地不认为是工伤。黄发建曾在抢救间隙去工地找过老板，“一分钱都不给，被赶了出来”。

他听别的工友说，儿子晕倒后，又有工人晕倒在工地上，“公司管了”。他摇着一把绿色塑料扇，上面写着“先打官司后付费”，儿子在工地上出现不适，倒在回家的路上，距离下班时间不过一小时，医生都说跟工作环境有关，他感到不公，“公司应该负一部分责任”。

医生见多了这种情况。一位医生说，患热射病的，很多是重体力的户外工作者，不少人不是正式工，有的工程被层层转包，能不能得到赔付，全靠老板的良心。

在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田桂梅每天除了等待昏迷的爸爸醒来，还要跟介绍他来北京打工的包工头要钱，ICU每天花费过万，欠费通知和病情一样让人心焦。

父亲57岁了，6月从山东跟着包工头到北京做室内装修，8月5日晕倒在工地。包工头来医院付了几次钱。开始比较积极，交到8万时，对方犹豫了。

她每天发长长的信息给对方，尽管ICU每隔两天才传来一丁点好消息：掐他胳膊，他眼睫毛动了下；喊他爸爸，心电监护仪显示心跳快了几次……基层劳务市场没有劳动合同，约束全靠多年打工积累的交情，田桂梅希望这些“好转”能打动对方，“如果真不管，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黄道术已经花完了借来的10万块钱。他的妹妹在网上发起了众筹，筹到的1万多块很快填进了欠费单。到出院时，黄发建连叫辆救护车把儿子送回出租屋的钱都没有了，“要大概400块，花出去，回老家的路费都没了”。

目前，还没有针对热射病的专属保险。唯一有据可查的是，今年夏天，西安市为城六区的道路保洁员购买了意外伤害险，新增了因“热射病”导致身故的赔付。西安市人社部称，这类职业性中暑可列入工伤范围，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需到指定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认定。

医生们认为热射病的罪魁祸首是“气候异常”。

张达看到7月底“日本一个月热死一百多人”的新闻时，非常诧异，“日本西医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怎么会热死那么多人？”8月最初的一周，当他看到集中出现的热射病人，才想明白，应该是“气候异常”造成的。

“今年的异常是整个副热带高压都偏北一些，”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朱定真解释。7月下旬，本该缓慢北抬的副热带高压一下跳到北方，控制了京津冀辽地区。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盘踞着，“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唐子人说。

高压带的中央区域是最强的下沉气流区，湿度大、风小，在全球范围内带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与北京纬度相当的韩国首尔， 高温带来的8月1日的气温高达38.8℃，创111年以来最高值。据韩国官方最新统计报告，5月以来，共有3438名中暑等温热病患者，其中42人死亡，死亡人数创下自2011年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即使常年温暖湿润的英国也遭受了40年以来的最严重高温。干旱使得自来水公司忧心忡忡，他们建议用户每次洗澡最好不要超过4分钟。据医疗部门统计，英国今夏有上千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疾病。异常高温也光顾了北极圈，一度在国内引发了“北极熊灭绝”的担忧。

但大多数热射病患者对异常气候没有过多在意。

“户外工作，吃的就是这份苦。”王俊躺在病床上回忆。8月2日晕倒前，尽管已经连续3天感觉“天气闷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还是要在每天下午3点半后出门搞绿化。

儿子晕倒前，黄发建和工友都觉得天气预报“不准”。凭借二十几年的打工经验，他们感觉“至少40℃”了，但预报显示还不到38℃。公司开始发放藿香正气水。纯净水，放一会儿就捂热了，“能洗澡”。

气温和体感温度的差异并非错觉。根据美国炎热指数（NOAA）标准，在相同温度下，相对湿度越大，体感温度的增幅就越明显。当日最高气温≥32℃，且日均相对湿度≥80%时，体感温度会超过45℃。

“湿度被忽略了，这是惨痛的教训。”唐子人分析，7月的最后几天，温度并不算特别高，33℃-34℃左右，但频繁降雨，使得湿度比往年都大。加上以往北京并不是热射病高发地区，警惕性不高，“大众只知道高温预警，没有注意湿度，更不知道，中暑会这么危险。”

（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的朋友圈。）

漫长的恢复

8月5日，田桂梅的父亲入院后，北京下了一场雨。此后，统治天空的副热带高压南撤，“桑拿天”开始消退。医生告诉她，她的父亲是医院今夏收治的最后一个热射病人。半个月过去了，他还没有彻底醒来。

漫长的恢复期会把患者家庭长久地“困在夏天的高温高压里”。

2016年7月，杨西呈一家带着放暑假的儿子到青岛爬崂山。穿过无风的森林，下山时，儿子双腿打哆嗦，随后晕倒，被诊断为热射病。ICU住了78天，又在青岛康复了1年多，直到今年5月，才回到家里。

由于发病时的缺血缺氧，导致小脑萎缩，儿子的吞咽、语言，都要在康复机构重新学习。在花掉200多万后，现在，他和妻子要陪儿子定期针灸、锻炼，儿子“可以自己吃饭、说话，一个人扶着可以走”。

同年6月，一个青年户外爱好者和朋友在敦煌沙漠徒步，单日走了30公里后发病。救援飞机把他带去上海。在恢复了三个月后，“说话不协调，走路特别容易累，看东西一直重影”。他在网上发文求助，请教恢复的办法。

杨西呈在查阅资料时发现，目前对热射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降低死亡率。患者出院后的康复鲜被关注。近两年，热射病高发。他因为在网上写过一则求助贴，成了不少患者求助的对象。今年夏天，已经有3个家庭辗转找他“咨询”。

“很多人依然跟我们当初一样，根本不知道热射病，”杨西呈说，相对于恢复的建议，他更希望大众提前了解疾病本身，降低发病几率。

作为急诊科医生，唐子人也最关心这一点，“热射病是环境致病，物理性的致病因素，是可以通过预防避免的。”他建议，在相应的应急预案里，应该增加对热射病的预警。

异常高温已经引起了多国重视。英国议会环境监管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到2040年，几乎平均每两年就会有一次高温天气，政府应该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方面修订高温对策。韩国总统文在寅提议将高温酷热天气列入国家级严重灾害，适用《灾难安全法》。

（朝阳医院急诊科ICU主管医生张达在朋友圈提醒人们注意热射病。）

8月15日，中央气象台解除了33天的超长高温预警。几场骤雨后，凉风终于灌进了窗户。走出空调屋的人开始拍着蓝天，感慨“秋高气爽”。

穿过层层隧道，坐了19个小时的车，8月21日，黄发建带着儿子和这个夏天留下的伤害回到了四川老家。

他还没有讨到赔偿，老婆的黑色手提包里只有一张白纸，上面工整地抄着医生的手机号码。“大夫好心，给我们号码，说以后可以随时联系他。”唯一的好消息是，儿子可以自己翻身了。

但漫长的康复才刚刚开始。在四川盆地，35℃的高温天气，还将持续。

（文中人物“刘强”为化名）医患关系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