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辑的存在感在哪里？

“编辑？你们主要干嘛？”“编辑，是不是只有学者才能当？”“编辑是不是改改错别字就行了？”29日下午，“最美时光·精彩绽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市出版界女编辑专题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上海人民出版社鲍静说起人们对于“编辑”职业的种种疑问，令人忍俊不禁。在上海出版界，女编辑人数约占比6成，这些图书幕后的功臣们在工作中有何趣事，有何经验？且听她们分享。

“我的从业经历用一句话概括大概就是用十年左右时间做了一套叫做《杜威全集》的大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记得，实习时因为所学专业对口，承担了《杜威全集》第一卷译校任务，“译校比重译还痛苦”，用尽洪荒之力每天最多只能校十来页，这是她与《杜威全集》的第一次交集。2009年她调入社里成立不久的项目部，成为《杜威全集》项目编辑，这个后来发展为39卷的大项目当时只收到3本稿子，除了第一卷，其他尚无进展。“之前的经验告诉我，审稿会是很大的难题。但我知道，编辑生涯中，能碰到好书的机会并不多，有幸遇到了，就要牢牢抓住，耐心打磨，让它焕发应有的光彩。有了这份决心的支持，我便安心埋头在这个项目里，催稿、审稿、校稿，跌倒、爬起、成长。”朱华华笑言，“了解这套书出版过程中的艰辛与曲折的朋友，有时候会问我，是什么支持我一路走下来。我会半开玩笑地回答：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直白点说，其实就是出版理想和职业精神。虽然这些词过于严肃庄重，还有点不合时宜，但它们的确是我坚持下来的理由，我相信这也是跟我一样一直在坚持打磨好书的‘书匠’同行们共同的心声。”

鲍静长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理论读物编辑中心工作，策划、编辑的图书多为主题出版物，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是她对做好主题出版编辑工作的最大感悟，“2010年进社时，社里的老编辑们正在策划出版《中国共产党90年图集》《中国共产党历史图志》，书稿当时已经到了十几稿，还是贴着密密麻麻的便签纸，其中的问题包括每张图片摆放的大小、每个图说人物的核对、每段故事的出处、每处颜色的变化。听老编辑们说，2010年冬天，他们在浦东川沙一家小旅馆中‘与世隔绝’了半个多月，写干了23根圆珠笔，用掉了36管胶水、剪掉了12包B4复印纸，贴完了1800多个浮签······2013年，我作为编辑之一参与编辑出版《朱熔基上海讲话实录》，这本书要求的出版时间紧、任务重，从拿到稿子那刻起，就同时有六位新老编辑看稿、对稿、再合并，列出了400多条可以更完善的地方。”

“一名优秀编辑应当善待作者，与作者交心，从中吸取营养。”上海音乐出版社“80后”编辑李娟对编辑两部学术力作《描写音乐形态学引论》《音腔论》的过程印象深刻，“作者沈恰先生用六十余封邮件不厌其烦地和我探讨一字一词的用法、图表的排版、引文的准确出处、索引的排列方式等，让我巩固了所学、提高了能力、探索了新知、丰富了经验”。

女编辑们的性别敏感和社会分工有时也会成为她们编辑图书的灵感。少年儿童出版社黄劲草进社以后承担《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编辑工作，在攻读博士、养育孩子和本职工作之间奋战，在与孩子共同阅读的过程中，更体会到了工作的使命感。“2013年8月《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问世后，我们听到了掌声，也遭遇了质疑。有人说互联网时代大概不需要这样的图书了，有人质疑这套图书内容与青少年理解能力的符合度。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解的，但是值得深思。‘十万个为什么’并非一问一答那么简单，它的底层逻辑是慰藉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体味求知的乐趣。但要去擦亮一个老品牌，需要做的不仅是让它唤起回忆，而是让它有新的种子，携带着老品牌的基因，进入下一轮生命周期。”黄劲草与同事们开始了“第一次遇见科学”幼儿教育项目的培育，今年上海书展上，第一次遇见科学”在完成两年的课程验证后，正式发布。

上海出版一直以来对于学术出版、主题出版的重视、打磨传统也是女编辑们的工作底气。朱华华所在的项目部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改制后为延续学术传统专门设立的特殊部门，初衷是给“乏人问津”的高冷学术著作一个从容的安身立命之处，主要考核社会效益，不对经济效益做硬性要求，这让“十年磨一剑”的故事有了发生的基础。除了《杜威全集》，朱华华和同事们还做出了《中国文字发展史》丛书、《中国近代经济地理》（9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编年》（12卷）、《冯契文集》（11卷）等大部头著作，其中4种斩获中国出版政府奖，10余种获上海图书奖，9种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在‘小而专’的领域做出口碑、打响品牌，是华理社学术出版的目标之一。”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马夫娇总结，高质量的学术出版要建设专业的作者资源库，培养专业的学术编辑队伍，为此，华理社出台了项目编辑考核办法，对于新入职的编辑按照项目编辑培训生岗位考核，通过3年培训期，使新编辑成长为优秀的学术编辑；同时为了让学术图书不“高冷”，要充分利用网络进行学术图书专业营销，开拓数字化学术出版销售模式。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历时5年策划出版了“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项目“中国能源新战略——页岩气出版工程”丛书，获第十五届上海图书奖特等奖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在国家出版基金年检和结项考评中均获优秀。丛书与全球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达成英文版权输出意向，英文版将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出版发行。

此次专题研讨会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工会和上海市出版协会女编辑工作委员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上海市女编辑优秀出版成果展同时举办，汇聚了沪上40家出版单位近百种由女编辑责编的优秀书籍。

延伸阅读：

寻找编辑的存在感

上海译文出版社 黄昱宁

二十一年前，我毕业那会儿，就业形势还不像今天这么剑拔弩张。我有三份工作可以选择：电视台娱乐新闻的编导，外资市场调查公司的分析员，或者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结局大家都知道，我和当年提供起薪最低的出版社签了约，一直干到今天。

我得承认，其实当时“击溃”我的是一个选择疑问句：等你四十岁的时候，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挥一伙十七八岁的小星星举着灯牌尖叫大星星的名字呢，还是在一灯如豆中跟那些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的世界文豪们透过稿纸把酒言欢呢？在1997年上外校舍的硬板床上，我翻身而起，在后面那个选项上画了个勾。

终于年过四十。我也终于体会到，当一名外国文学编辑，并不是——至少不全是那么纯粹那么浪漫的事儿。摆在你面前的总是一份不完美的、需要你精雕细琢的手稿，追在你身后的却是那个叫做“市场”的怪兽。当年刚进社时悠悠地将一部稿子看罢、端着老式号码机把自己搞得一脸一手油污的岁月一去不返——时代要求编辑再也不可能仅仅“一灯如豆”或者“把酒言欢”。作为一个业余时常写几个字、译几本书的编辑，转换角色的技术哪怕再老练，也总有回不过神来的时候——更何况我还远远谈不上“老练”。面对文字，你究竟应该站在读者立场，还是作者立场抑或出版者的立场上，做价值判断？为了让一本书投进茫茫书海后不至于瞬间秒沉，你必须反反复复地广而告之，在微博微信上观察每一张封面图档激起的回响，在此过程中，你怎样才能跟那些在大街上拦住小姑娘做调查问卷、恨不得把她们抓进小黑屋买洗面奶的中年妇女有所不同？我做过总销量将近百万的畅销书，也做过注定赔钱的小众产品，可上面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放过我。我在狼狈地经受它们拷问的同时，也学会了平衡。

下面我想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因为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一个多达十八位编辑、年人均创利将近百万的编辑室，所以减少了个人担任责编的数量。不过，即便如此，仍然可以找到投入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奥登。

2009年春天，我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见到从苏州赶来的马鸣谦和从杭州赶来的蔡海燕。那时马先生刚刚自砸饭碗专事码字，而蔡女士当时正在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奥登。在此之前，当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邮箱里收到他们的自荐信时，真没想到他们对这一行近乎一无所知，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撞上来的。

让我无法拒绝这次会面的只有一个理由，奥登。无论在现代英美文学史还是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著述中，这都是个你想绕都绕不过去的名字。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9年以后，我国对奥登的译介是一片尴尬的空白。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一腔热血有传染性，仿佛按动了我身上某个本来就在蠢蠢欲动的开关。不过，毕竟这些年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浸淫日深，对个中艰辛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我在那次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字斟句酌，努力表达我的疑虑。比如，我以前曾经通过代理公司打听过奥登的版权，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再比如，虽然奥登以前只有少量诗歌被译成中文，但涉猎其中的都是邵洵美、朱维基、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和穆旦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出口，倒是马鸣谦主动在我的省略号里填上了内容：“你没有理由见一面就相信我们，但我们可以一点点证明给你看。”

此后的五年确实是在“一点点证明”中度过的——准确地说，这是个相互证明的过程。我继续通过常规渠道打听版权，而他们追根溯源找到奥登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先生，最终两条线对接成功，一年之后谈妥奥登几部主要作品的专有出版权。从我首先拿到的《战地行纪》译稿看，马鸣谦和蔡海燕在翻译经验上的欠缺完全可以被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弥补。但这一回，面对奥登那样的“庞然怪物”，我既不敢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信赖，也多少有点心诗歌界和读者的反应。为我及时送来一针强心剂的是近年来写诗译诗双管齐下的王家新老师。那天，我在“开闭开”书店截住刚刚做完策兰诗集朗读会的家新老师，他当时显然被我们大胆的出版计划吓了一跳。好在文本说服了他。他不仅认可了我对译文初稿的评价，而且同意替整个《奥登文集》中的诗歌部分担任校译工作。从此，哪怕在出国的航班上，家新老师都会带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几乎每页稿子都有他标出的修改建议。去年，我终于拿到经过他把关的《奥登诗选：1927—1947》，郑重交到刚刚正式进社工作的顾真手里。

从一开始，我们就对奥登的“抗译性”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我们知道，奥登与一般的抒情诗人不同，在这个译本的价值构成中，字面意思与表层情绪的转化也许只占一半，尽可能更多地展示文字背后携带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如果我们把这本书置于“研究性”的检视标准之下，那么书里八百多条勾连时代风貌和作者人生背景、思想境界的注解，就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奥登诗选：1927—1947》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者群中激起反响，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但反响如此之大，甚至在年末的“全国十大好书”中为上海出版界占得一席，却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五年里，原本在昏暗的角落里为了奥登闷头协作、艰辛摸索的几个人，突然被头顶上的灯光照亮了一大片，这才看清楚，原来真的有那么多人在等着这本书。

我把上面这个例子说得这么详细，其实是希望诸位跟着我通过这件具体的事，体会一下编辑的琐碎、辛苦，这个角色的“隐蔽”和难以替代的乐趣。每当有人问我，究竟哪一个领域让我产生最强烈的归属感——写作，翻译还是编辑？——我总会近乎自虐地回答：是编辑。我的所有通往其他爱好的路径，最终都依靠它来中转。交通中枢总是拥挤而杂乱的，站在这里，你不容易找到存在感——唯其如此，一旦找到，必会受益终身。于我，这份存在感，就藏在当你翻开这些闪光的名字写下的闪光的文字的那一刻：查尔斯·狄更斯，F.S.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罗斯，E.B.怀特，弗吉尼亚·伍尔夫，伊恩·麦克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