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刘英团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文明史不但是文化研究的基础,还是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专业的基础,现今的政治、法律、管理、哲学、艺术、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了解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才能更全面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通过历史知识的触发,引出新的创见。
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法国年鉴学派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其中,既考察了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从而让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兴趣,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文明的持续在于流动
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对费尔南来说,“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
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还有“海生的文明”——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就这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与此类似,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了改变。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
作为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尽管“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但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依旧继续存在下去。
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以浩瀚的资料印证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各个角落、各种民族为创建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智慧的劳动和创造。这些成就的提出不但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费尔南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
文化与文明之下,城市的不同状态
一个文化带就是一组文化特征占优势地位的一个地区。按照人类学家的定义,在原始人的情形中,这些文化特征也许不仅包括他们的语言,而且还包括他们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婚礼、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陶器、他们的羽翎箭,以及他们的编织技术等。
文明的发展程度与社会的发展程度基本一致。文明意味着进步,而文明的发展又包含着深刻的内部矛盾。文化和文明之间这些区别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无疑就是存在和不存在城市。
19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且不必说马车,就连两匹马也无法错身而过。迪宛大街在当时是该城最宽的一条街,在某些路段宽度也不超过两三米”。但是,“街道尽管看上去很窄,却总是非常有活力,生机勃勃:它们是人们用就的聚会场所,尤其是那些喜爱表露自己看法的人。它们是‘主动脉’……是说书人、歌手、玩蛇人、江湖艺人、游医、江湖骗子、理发师……的聚会之地。它们还是孩子们的活动场所,是他们玩耍游戏的地方”,“除街道外,露台也是互通消息的地方……”
在费尔南看来,虽然一切杂乱无章,乃至“处于明显的无序混乱状态”,然就其本质而言,它们从未把整体规划排除在外,还尤其强调“规划(应)咦城镇的结构和居民的生活为根基”。
费尔南认为,这是“它们时期文明的根本所在。城市、道路、船只、商队和参拜圣地等单一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它们都像路易·马西尼翁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是运动的各个因素,是穆斯林生活中的各个‘实质方面’”。
社会发展是文明不断发展和创造的过程。在文明阶段,城市大量存在;而在文化之中,城市仍然处于萌芽状态。从历史上看,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纯粹的自然演进,而是受各种因素制约的,其中“思想”或谓“意识形态”对其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费尔南对历史的洞察、对趋势的把握,使“我们以他为傲,以其充满财富智能与学识为傲……”
在《文明史》中,他将人类纷繁复杂的五千年文明内容浓缩在一个有机框架中,既体现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及其丰富的内涵,也从横向的角度提炼出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文明要素,纵横交错和协调,勾勒出人类文明机体的立体形象。在欧洲及欧洲之外的文明中,他还对欧洲、美洲、非洲以及远东(包括中国)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历史永远使人兴趣盎然
费尔南对于“文明”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文明有四种形态,一是地理的文明,它具有特定的空间与地域;二是社会的文明,通过人的活动和变化勾画出文明的特征;三是经济的文明,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文明;四是意识形态文明,核心是宗教。
他认为,文明是有层次的,一个大范围的文明,可以包含着多种次级文明,它们各具特色,自成一体,却又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又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比如,“我们过去知道的那个非洲正变得愈来愈遥远,它的诗歌,它的舞蹈,它的艺术观念,它的宗教,它的为人朗诵或为人传唱的传说……”再加上“它关于过去、宇宙、人民、植物、动物和神灵的概念……就像我们从西方自身的例子中所了解的那样,如果现有的退化加剧的话,将会被洗涤干净。”
正如费尔南所言,一个新文明,不论脆弱还是坚实,无不是从人民的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作为社会的文明,离开社会的支持,离开社会带来的张力和进步,文明便不能存在。例如,西方文明依赖于“工业社会”,后者是前者的驱动力。在《文明史》中,通过描述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社会张力、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知识价值、社会理想、社会习俗、社会趣味等,或者通过描绘作为社会的体现者和传承者的人民,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简要勾画出西方文明的特征。
既然文明与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考察漫长的文明史时采纳社会学的范式是有意义的。从时标上看,文明所隐含和包括的时段相比于任何特定的社会现象都要长得多。文明的转变远不如它所支持和包含的那些社会的转变那样迅速,尤其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如果遇到的麻烦来自其疆域内蒙昧原始的地区,来自那里的吞噬森林的贫困的农民……”它们依然“会平安地存在下去”。
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从宗教、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多个角度来论述“中国文明”。他认为,“封建制的中国在一个被称为‘战国’的多灾多难、动荡不已的时期分崩离析”,外族的侵略、劫掠和经常性的剥削,“只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渡过了严峻考验”。
历史就是这样,既使人感到光荣,又使人感到沉重。它因人类的勇敢和智慧而前进,它又因人类的与生俱来的弱点而停滞乃至后退,历史在弯曲地行进着,从远古到今日。“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它有待解决的问题不在于要告诉人们关于希腊文明或中世纪中国我们所知的一切——而是要告诉人们在西欧或现代中国以前的时代与今天仍旧相关的东西。”
正如费尔南所言,非洲正在把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抛在后面,但它并不会因此失去它的文明。它有可能被改造和被分化,但将保存自身,以一种心理、各种品位、种种记忆和赋予这一土地以其特征的万物为其深层标志。在《文明史》中,他用“层次分解法”,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放在首位,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特点,使历史“永远兴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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