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考1 分的CEO

1964 年9 月10 日，马云出生在上海西南百里外的杭州。这一年正好是中国的龙年。

马云的母亲崔文彩在当地的一家工厂做工，而父亲马来法则是杭州摄影图片社的摄影师。夫妻二人都很喜欢评弹。评弹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说唱结合，既有叙事书词，也有日常戏谑小调，说时还常用醒木，以起到击节拢神之用。马云自幼即对这种艺术形式耳濡目染，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极善于与人沟通。无疑，评弹带给这一家人很多欢乐，一扫时局的困顿阑珊，暂时重温过往的旖旎富庶。

作为未来一个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家，马云却降生在一个私营经济几乎销声匿迹的年代。当时，90% 的工业生产都归国有。中国正孤立于世界，努力从“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衰退中恢复。面对波及数百万人的全国大饥荒，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与其他一些官员致力于扭转集体化运动中那些最具破坏性的政策，这也预示着将来他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20 年后，生产力的释放塑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为马云打开了创业之门。

马云两岁时，“文革”运动开始了。“破四旧”活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盛行起来，红卫兵们对文化遗址和文物进行大肆破坏。在杭州，他们捣毁了宋朝著名爱国将领岳飞的陵墓。然而，暴戾之气不掩西子之美，红卫兵也常泛舟湖上。对于杭州，毛泽东是有很深感情的，他去过不下40 次，并一度待了7 个月。虽然毛泽东本人非常喜欢评弹，但评弹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旧风俗，很快也成为红卫兵们的进攻目标，评弹艺人也受到批斗。当时，马云一家很危险，不仅是因为评弹的缘故，还在于他的祖父曾经在国民党时期出任过保长1 一职。“文革”时期，马云受尽了同学的欺负和嘲讽，但幸运的是，这家人没有蒙受同类家庭常遭遇的不幸。

1972 年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这次历史性访问期间，尼克松还游览了杭州，随同记者大约有100 人，其中包括沃尔特·克朗凯特、丹·拉瑟、特德·科博尔以及芭芭拉·沃尔特斯等美国著名媒体记者。他们的现场报道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连带着使杭州等城市再度受到外国游客的青睐。

马云小时候就很喜欢英语及英文著作，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中电台朗读的马克·吐温所著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后来，正是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让马云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1978 年年末，马云14 岁时，邓小平开始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开始大力吸引外资，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历经10 年浩劫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极度需要硬通货。

1978 年，杭州只接待了728 名外国游客，但第二年就猛增到了4 万多人。马云不放过任何练习英文的机会。常常是天刚破晓，他就起床，骑上自行车，花40 分钟赶到杭州饭店去和外国游客攀谈。后来他回忆道：“每天早晨从5 点开始，我就在宾馆前读英语。很多游客来自美国，也有一些是欧洲人。我免费带他们游览西湖，他们教我英语。整整9 年！我每天早晨都在练英语，不管天气好坏。”

马云的英文名字Jack 是一位美国游客帮他起的。那位女游客的父亲和丈夫都叫Jack，所以她建议马云也用这个名字。他自认当时的英文水平不怎么样：“只是能让人懂而已，但语法真是一团糟。”但马云一直认为学习英语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英语帮了我大忙。它让我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让我遇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CEO 和领导者，也让我认识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1980 年，在杭州的外国游客中有这么一家人，他们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莫利一家。父亲肯·莫利（Ken Morley）是一位电气工程师，刚刚退休，母亲叫朱迪，他们还有三个孩子：戴维、斯蒂芬和苏珊。当年，他们报名参加了由澳中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旅游。那是他们的第一次海外旅行。而对于马云，这家人的杭州之行则改变了他的生活。

如今，戴维在澳大利亚经营着一家瑜伽会馆。我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他。他愉快地回忆起了那些往事，还把那次中国之行的照片拿给我看。从他口中，我才了解到多年以来他们一家人与马云之间形成的亲密无间的友谊。

1980 年7 月1 日，莫利一家所在的澳大利亚旅行团从北京乘机飞抵杭州，然后乘大巴来到西湖边上的香格里拉酒店，也就是8 年前尼克松总统及其随从曾下榻的杭州饭店。回忆起当年参观美国第一家庭曾入住的套房（当时他们旅行团的领队住了那间房）时，戴维说道：“我们三个小孩都被那里的马桶座圈给迷住了，那是用奢华的红色天鹅绒做的。”

澳大利亚旅行团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是，先乘船游览西湖，然后顺便参观西湖旁的茶园及六和塔，最后返回饭店，下午6 点半用晚餐。趁着晚上自由活动的时间，戴维和旅行中结识的一个女孩凯娃（Keva）一起溜出宾馆，沿着路一直走到了宾馆对面可俯瞰西湖的孤山公园。除了在园子里闲逛，俩人还玩起一种弹火柴的游戏。这是凯娃教给戴维的一种游戏，要把火柴头朝下竖立在火柴盒磷面上，然后用手指轻弹火柴，看着它旋转着飞出去，然后……按戴维的原话说就是“可能会太平无事”。幸运的是，那天公园并未因此失火。但他们俩的古怪行为却引起了一位15 岁少年的注意，这就是马云。

戴维回忆道：“晚上自由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里玩火柴，一个男孩儿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想锻炼一下自己新学的英语口语技能。他介绍了自己，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约定之后再来这个公园碰面。”

旅行团在杭州一直待到了7 月4 日，那天戴维与妹妹苏珊在公园里和马云以及几个本地孩子一起玩飞盘。戴维给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们把鞋子和其他东西摆在地上，划定好比赛场地，比赛“一下子引来了几百个中国人看热闹”。马云的父亲马来法还在他们游戏时照了相。

戴维的父亲肯·莫利说他第一次见到马云时，还以为他是货郎，或者说街头小贩。“他非常想练习自己的英语，又很友善，我的几个孩子们都被他打动了。”

他们家与马云后来一直保持着联系，戴维说：“杭州一别后，我和他就成了笔友，一直就靠写信联系。这样过了几年后，我爸爸打算帮助一下这个男孩了。”马云还定期与肯通信，称他为“父亲”，肯让马云“把字距留大点，这样好在回信时把一些纠正写在字距空白处”。戴维解释道：“最初是想通过这些纠正让马云来学习英语。我觉得这对他非常有帮助，也鼓励了他继续学习英语”。

马云的英语水平在不断提高，加之熟知杭州风情和悠久历史，又善于讲故事，于是他就找机会带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游览西湖景点。他特别喜欢去杭州的茶馆，当地人会在茶馆里下象棋、打牌，以及听“大书”。

马云经常陪着奶奶去寺里烧香拜佛。他着迷于太极，还非常喜欢读《水浒传》，书中108 将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阿里巴巴早期的一个目标就是凑足108 位员工，这也与《水浒传》相关。

但迄今为止他最喜欢看的还是香港作家查良镛（LouisCha，笔名金庸更为人所熟知）的作品。金庸1924 年出生于浙江，1959 年在香港创办《明报》，在上面刊登了其早期的很多作品。他一共写了15 部小说，全是武侠题材，故事常常糅合史实与虚构内容，描写武功招式，阐发侠义精神。在华语世界，金庸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作家，他的书全球销量高达1 亿册，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集和电影有90 多部。

金庸作品在故事的时间跨度上处于公元前6 世纪和18 世纪之间，小说内容通常饱含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一般都是述说各种英雄人物如何抵抗北方入侵者（如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故事。

厦门大学教授、知名作家易中天曾分析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指出它们之所以为大众所喜爱的深层原因。他是这么说的：“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有三个梦。第一个是明君梦。老百姓希望有个好皇帝，可以安居乐业。第二个是清官梦。如果世无清官，那就需要做第三个梦，侠客梦。老百姓希望侠客来替他们出头，杀尽赃官，替天行道。但如果也没有英雄，人们就只好从武侠小说中寻找安慰，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会喜欢武侠小说。”

金庸的作品饱含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特点，并融合了佛教、道教和儒家文化的思想。马云从金庸小说中一个传奇式的剑客风清扬身上找到了灵感。风清扬是一代宗师（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位老师），他的武功招式从不拘泥于任何既定的形式。马云自己也修习武术。据陈伟（马云之前的学生，后来成为他的私人助理）说，马云的太极拳1 是由一位老太太所授，她功夫了得，虽当花甲之年，三两个壮年汉子却也欺身不得。每天清晨，在练习太极拳之前，她都会闭目冥思，“听花开的声音”。时至今日，马云出行时都会带着他的私人太极拳师傅。但功夫治不好马云早年的心病，这就是他最讨厌的数学。

对中国大陆的高中学子来说，要想接受进一步的高等教育，就必须通过一项以学习成绩为评判标准的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也就是俗话所说的“高考”。高考时间一般为两到三天。数学、语文以及外语都是必考科目。

高考被中国人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项挑战之一，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要记忆很多东西。如今，越来越多人批评高考制度，因为它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后果，比如学生感到抑郁，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会自杀。

马云的第一次高考败得很惨，数学只得了1 分（满分120分）。希望破灭后，他只好去打工。但很多老板都不要他，比如去一家宾馆应聘服务员时，对方竟然说他太矮。后来，多亏父亲找了关系，他才得到一份帮印刷厂送杂志的工作。这是个体力活，他要骑着三轮车把一捆捆沉重的杂志运到杭州火车站。陈伟所写的《这还是马云》一书中也曾讲到，马云深受作家路遥所写的《人生》一书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1982 年，1984 年被拍成了电影。书中主角高加林生于农村，富有才干，然而经过一番努力抗争后却没能摆脱贫穷。马云决心不能那样活，于是再次参加高考。虽然他这一次的数学成绩稍微提高了一些，考了19 分，但总分却下降得很厉害。

他只好再次打工维持生计。他找了11 份工作，依然没有一家愿意雇他，甚至连肯德基都不收：在24 个应聘者当中，他们单单不喜欢马云一个人。这件事后来成了马云津津乐道的趣事。马云毫不气馁，每逢周日，就去浙江大学图书馆自修。他决心把那些考试用到的公式和等式都背下来。

终于，在1984 年第三次高考中，他的数学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考了89 分，得以考入一所本地大学——杭州师范学院，那一年马云正好19 岁。他的成绩离当时的四年制本科的录取分数线还是差了几分，一般情况下，他只能进两到三年制的专科院校。但杭州师范学院当年的男生录取得不够，马云才得以勉强进去。这所大学并不知名，马云回忆道：“在本地也就属于三四流大学。”这种拼搏之后得来的荣誉让马云格外珍惜，后来他在多次公开演讲中都讲过这段经历。莫利一家

在大二的时候，马云当选为学校学生会的主席，在任时举办过一个“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后来，他又当选为杭州市学联主席。

1985 年，肯·莫利邀请马云来家中做客，他们家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郊区的新莱姆顿地区。这是马云第一次出国，他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回来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我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马云后来说，“在我到了澳大利亚后，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开始觉得一个人必须得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去思考。”

马云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并不羞怯。在当地郊区的一间会所，他给当地的一个太极拳爱好者团体做了表演，主要是他学的猴拳和醉拳。斯蒂芬·莫利回忆道：“我经常求他表演醉拳的招式，那些招式太帅了。”

马云与莫利一家的友谊逐步加深。在马云去过澳大利亚后，肯·莫利带着斯蒂芬来杭州回访。因为父母家的房子太小住不下，所以他只好把莫利父子安排到大学宿舍去住。“我们在马云家里吃晚饭，然后再骑车回学校。”斯蒂芬回忆道，“马云一直忙着为我们做饭，让我们觉得很受优待。”

到了马云放假的时候，他打算带两位澳大利亚朋友一起去乡下看看，莫利父子俩也乐意前往，但旅途中的奇遇是始料未及的。马云找了一辆皮卡。他和司机坐在驾驶室里，肯和斯蒂芬则坐在敞篷货斗里的椅子上。在他们离开杭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一位骑车人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皮卡司机为了避让而紧急刹车，让莫利父子俩重重地碰到车厢后部。幸好他们俩没受伤。回到杭州的那天晚上，马云摆了一桌酒席款待莫利父子，还请了当地的一些官员和贵宾。从饭店的窗户俯瞰下去，街上的人们正在庆祝节日。回忆时景，斯蒂芬说：“我从没见过在一个地方能挤着这么多人。很显然，那时就可以看出，马云是有沟通天赋的，他善于建立人脉，找到车并请来市长确实得有关系才行。”

马云的大学生活并不轻松，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虽然不用交学费，但生活费是必须要交的，这笔钱让马云的父母感到为难。肯·莫利再一次施以援手。“回到澳大利亚，我们考虑了一下，”莫利回忆道，“最后决定要帮助这个孩子。钱并不多，一星期也就5~10 美元的样子。因此每隔6 个月，我就给他寄一张支票。”

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时，马云还遇到了自己的爱人。这位姑娘叫张英，也是浙江人，是马云的师妹。他们俩的关系一直瞒着马云家里。据斯蒂芬·莫利回忆，在杭州期间，有一次他和爸爸还有马云一家人吃晚饭时，“我脱口而出‘你女朋友’，并向马云打手势。他当时显得十分尴尬，可能那时想杀了我的心都有吧。马云随后只好和他父母用汉语解释了几句。现在，马云有时还会说起我小时候多嘴那件事。”

小斯蒂芬捅破了这件事，但马云和张英的关系并未遭到家人的反对，很快他俩就结婚了。慷慨的莫利一家又雪中送炭，给了小两口2.2 万澳元（大概是1.8 万美元），帮助他们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其实，那是位于一栋塔楼顶层的两间公寓，他们打通后合成了一间。

马云后来说，肯和朱迪为他付出的所有已经无法用任何言语来形容了。老莫利于2004 年9 月去世，享年78 岁。当地报纸上刊登的讣告这样写道：“他曾带孩子去过中国和古巴，鼓励他们多读书，多旅行，明确自己的政治观。他慷慨大方，心胸宽广，恩泽远播。众所周知，肯曾经扶助过一位穷困的中国男孩，现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中国一家成功企业的领袖。”葬礼上，牧师朗读了来自马云的唁电。马云在信中说，他曾计划有一天能跟肯这位“他的澳大利亚‘父亲’和导师”一起乘西伯利亚铁路旅行。肯的儿子戴维写信给我说：“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太渺茫了。以他现在的身份，再想像普通人那般出游确实有点困难，不过我想，终有一天，我会代替父亲来实现马云的这个想法。”

在肯·莫利无私的扶助下，机遇之门向马云打开。肯本身支持社会主义，而他帮助过的马云后来则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一位企业家。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奇特。肯出身于矿工家庭，母亲是一位女裁缝。妻子朱迪长期从事政治活动，并加入了澳大利亚共产党，还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社会主义联盟的当地选举。马云初获成功后，曾给肯一家捎去了很多钱和礼物，对此肯十分难为情。他说自己最感动的其实是马云决定把自己的小儿子取名为“坤”（Kun）——发音和“肯”（Ken）相似。中国也影响了莫利一家人：苏珊·莫利在悉尼研究了多年中文。马云一家和莫利一家现在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时常一起去度假。致富光荣

1992 年，邓小平开始了著名的“南巡”，提出了“致富光荣”这一足以载入史册的口号。中国的企业家不再被视为社会边缘人士，有了邓小平明确的支持，他们可以放心地做生意了。

但马云这时还没有创业。1988 年他毕了业，取得了英语学士学位，然后就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文和国际贸易。当时杭州师范学院毕业的学生大多去了中学教书，而500 名毕业生中只有马云一个人被分配到高等院校。不过，他显然志不在此。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他有所感悟：“你可以发财，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发财。”虽然他非常愿意教完合约余下的两年，但也开始在校外寻找各种机会。

除了白天在学院授课，晚上马云还要到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去教一个英语夜校班。据1992 年加入该班的陈伟回忆，马云的夜校班十分火爆，因为他不怎么教那些枯燥的语法、词句或朗读课文，更注重选择一个主题然后与大家交流或讨论。夜校的学生背景芜杂，既有渴望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也有大学生，还有工厂工人和青年技工。课后，马云经常陪他们“喝茶、打牌、闲聊”。

杭州当时有一个固定的“英语角”，就在西湖边上的六公园，每个星期日早上，喜欢练习英文对话的人就会聚在那里相互交谈。马云去那里时经常会带上夜校的学生，但随着学生们的热情越来越高，他就决定自己办一个英语角。时间定在星期三的晚上，因为马云发现晚上昏暗的环境让大家更放得开，英文说得再不熟练也不会感到羞涩。受南巡讲话的鼓舞，他决心在30 岁之前开创自己的事业。